李之琏继续写道：“审查小组在同丁玲谈话前后，作了大量的调查，也查阅了国民党遗留下的档案。无论从档案中或证人的证词中，都没有发现丁玲被捕后或者说被绑架后，有叛变或自首、变节、投敌、反共的证据。调查材料和丁玲自己的交代是一致的：1933年5月，她在上海被捕后被送往南京。敌人没有把她关进监狱，有意安排她同先已被捕、叛变的丈夫冯达继续同居，借以争取她为敌人办刊物。丁玲表示，以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愿回家养母，拒绝为敌人服务。后来敌人看到她的消极态度，逐渐放松对她的监视。她利用各种线索，先到北平找李达，未能解决，又经曹靖华写信到上海……同党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后，在冯雪峰等同志的安排下，于1936年9月派人把她从南京接出，转送到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专门小组根据当时党关于处理党员被捕、自首等类错误问题的文件精神，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对丁玲被捕的问题认为：有变节性行为，定为‘政治错误’。对她从南京回到陕北根据地，结论为：是在党的帮助下实现的。”这就排除了丁玲是受国民党派遣来陕北的疑问。后来在1978年秋天，蒋祖慧和罗兰为丁玲平反问题去找周扬，周说，丁玲四十年的表现，可除掉疑点，但不能排除污点，即是此意。
张际春对丁玲本来并不了解，在审查中，听她讲述了被捕后的情况。丁玲讲起那段悲愤痛苦的日子，常常语音哽咽，泪流不止，讲不下去。谈话结束后，张际春感慨地对李之琏等人说：“看来确实不容易呀！一个女人，那时还不到三十岁！”丁玲的际遇得到了张际春的理解，这直接影响了此后张际春在处理这一事件上的态度。
1956年7月，中宣部做出《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说丁玲逃脱敌人掌握回到革命队伍，是“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实现了这个愿望”；她被捕后与已经叛变投敌的丈夫冯达同居和向敌人写了声明书，“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行为”；丁玲“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错误的行为”。7月20日，中宣部开会进行了讨论修改。此后又修改过多次，但是一直到第六稿，这个定性意见都没有改变。
李之琏说，“这个结论是专门小组内部妥协的产物。因为在审查过程中，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人坚持定为‘自首、叛变’，张际春和我、张海等则认为这没有根据，不能成立。争论不休，后即改为‘犯有政治错误’。这样修改，才得以最后通过。结论文件共讨论修改了七稿，是逐字逐句修改通过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