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夏天，正在杭州写作《春茶》的陈学昭，接到中国作协的通知，要她到北京去开党组扩大会。在8月13日的会议上，陈学昭发言，揭发了丁玲很多问题，一些内容是耸人听闻的，包括：丁玲在杭州跟她说，检查《文艺报》是“整了陈企霞，也整了我”；丁玲说：“你应该有一本书，草明、白朗都有一本”；丁玲说白朗历史上有问题，但仍被重视，历史清白有什么用；丁玲说“只有毛主席了解我，毛主席说的，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扬是没有份的”；丁玲说洛甫地位不如李富春，过去犯过错误；丁玲憎恨周扬，在小组会上骂周扬卑劣无耻，见周死了孩子，心里高兴等等。
陈学昭的突然揭发，让丁玲又是惊讶，又是气愤，又是悲哀。老朋友怎么也会落井下石？善良的陈学昭怎么也从背后捅了一刀？后来丁玲在1956年8月写的辩正书中，专门用了很大篇幅来反驳陈学昭，认为她的揭发都是“捏造的事实，过火的认识”，“陈学昭的发言，不是造谣，挑拨，就是极力夸大渲染，歪曲当时情况。”
第二年，调查小组的丁宁去杭州，找陈学昭核对她揭发的那些材料时，她说：“我去年会上说的那些话都不作数！”
事过28年之后，云散天晴，1983年7月，陈学昭写了一篇《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讲述她1955年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在会上发言的经过。陈学昭写道：
“到北京后，我被编在一个学习小组里，是根据各人所从事的写作专业，还是所属的地区来编的？我不了解，当然也不便探问。记得当时有个规定，不能外出串门，这大约是为了防止彼此之间交谈情况，互相包庇、隐瞒。每天都是学习，或是自学，或是小组会，或是大会批斗，或是小组长找去谈话，事实上是动员交代。”
“过了两三天，不知怎么一来，情况变了。这天下午，小组长Y叫我进一间小屋子里，该是这次学习的领导同志们的办公室吧。进门靠右边的墙有一对沙发，他先坐在靠里的一张上，要我坐靠外的一张。他开始对我说：‘丁玲和你这么要好，你们平常谈些什么？’我回答：‘没有谈什么，她忙她的，我忙我的。’这实在是真实的情况。‘你好好想想，她和你谈些什么？你不讲，对你没有好处！’Y的口气很严厉，带着威胁。接着，他站起来，我也站起来，向门外走时，他站在门外的走廊上，对我说：‘你好好想想！’”
“次日午后，这位小组长又找我到那间办公室里去，副组长也进来了，坐在一张木椅上，面对着我。组长和我还和昨天下午那样分坐两张沙发，我坐靠外的一张，他靠里。Y对我说：‘你想过没有？丁玲平常对你说些什么？’‘说些什么？’我反问了他一声，他呆了一下。我说：‘我忙着写《春茶》，她鼓励我写好工农兵，她说白朗已写出了一本，草明也写出了一本，她也写出了一本。’Y不出声了，而副组长在微笑着。‘好吧，再去想想！’Y站起身来，说，我也就立起来，向门外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