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企霞被隔离以后，一天夜里，他趁看守他的两个公务员入睡后，偷偷跑到办公室给爱人郑重打电话，让她去看看丁玲和冯雪峰，看看他们对自己被隔离有什么态度？一个星期天，郑重到多福巷去找丁玲。陈恭怀写道：“她敲门后，公务员马新友来开门，母亲告诉他想见见丁玲。马说，我先去问问丁玲同志，看她能不能见你。母亲进门后，丁玲露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而且马新友也不离去。母亲心里明白，可能是组织上让他监视丁玲。母亲心里为难，但又不能不硬着头皮说，企霞被隔离后，我很着急，不知丁玲同志身体怎样，作为企霞的老上级，老同事，对企霞是比较了解的，能不能向领导反映，让他的问题早些解决？丁玲同志很为难地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应该来看我，企霞的问题我也无能为力，要找你只能去找组织。”郑重只好匆匆告辞。她把见丁玲的情况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混在一斤水果糖里，带给了陈企霞。
那个时候丁玲是自身难保，她与陈企霞的关系辩都辩不清，哪里还敢再来往。对郑重的来访，她是避之惟恐不及呀！
9、陈学昭反目
1955年的夏季，女作家陈学昭从杭州被召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
许多熟识陈学昭的人都说，她心地善良，处世简单，不会阿谀逢迎，不会保护自己。她在法国留学多年，取得了法国文学博士的头衔。回国后来到延安，婚姻生活很不幸，多年来孤身一人，在政治斗争中浮沉，在文学园地里耕耘。她创作态度严谨，为了写作小说《春茶》，长期住在杭州市郊茶区体验生活，与茶农们相处得很好。但是她在那次党组扩大会上却变成一个斗士，揭发了大量丁玲的“罪行”，令人惊讶，也令人不解。
本来她与丁玲是要好的朋友，她们的交往有了很久的历史。
陈学昭第一次见到丁玲，是在1938年8月的延安。当时，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完成抗日宣传任务，刚刚从西安回到延安，而陈学昭以黄炎培主办的《国讯》周刊特约记者身份，刚刚从重庆来到延安，她此行的成果，是写了一本《延安访问记》。
丁玲与陈学昭真正成为朋友，是在1949年3月，丁玲住在沈阳的鲁迅艺术学院，写她的访苏散文，陈学昭也从哈尔滨到了沈阳，参加由蔡畅召集的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不料病倒，搬到鲁艺来休养了一个月。那一段时间，丁玲和她来往较多，经常有尽兴的长谈，丁玲在日记中这样评价陈学昭：“觉得她还能懂得些人情，还可谈，还不浅薄，而且是一个较天真的人。”后来陈学昭去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丁玲还感觉有些失落。从那时起，她们彼此有了较多了解，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七月，她们一起在北京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会议期间还照了合影，照片上留下美好的回忆。
老朋友的亲密友谊，却在一场暴风雨中几近夭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