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丁玲写出书面检讨，承认了和陈企霞是反党联盟的关系。后来她在1956年8月16日写给中宣部党委会的信中说，当时之所以承认了“反党联盟”，是出于两种考虑：一个是有理也讲不清，不想再无休止地纠缠拖延下去，“觉得以当时的情况，自己的精力，都难于长期纠缠，实在不知要怎么说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不如承认了，可以脱身完事，好早早从事工作”；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怕被开除党籍，失去政治生命。在当时情况下，坚持真理和坚持错误只一纸之隔，我觉得，我坚持了，是有被开除党籍的可能的。”
8、陈企霞被隔离审查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在8月16日第11次会议之后，有整整半个月没有开会，直到月底31日才开第12次会议。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陈企霞在8月19日被隔离审查。
陈企霞直到1956年5月22日释放，一共被“隔离”了九个月零三天。
丁玲认识陈企霞，是1941年在延安办《解放日报》文艺栏的时候。这是丁玲与陈企霞的第一次合作，始于1941年5月，时间不到一年，第二年的二月，丁玲就搬到“文抗”所在地蓝家坪去写作了。
1949年9月，他们又在一起创办《文艺报》，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这一次合作到1952年的1月，也不过两年多一点。其间丁玲还兼任文协副主席、文研所所长、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等多项领导职务，因此放在《文艺报》上的精力并不多。丁玲的长处不在编辑业务与行政管理，而陈企霞却擅长于此，所以丁玲愿意同他一起共事，她可以很省心，她像在《解放日报》文艺栏时一样，放心地把《文艺报》交给陈企霞去干去管。
后来丁玲在1956年8月间写的《辩正材料的补充》里面，也承认“与陈企霞在《文艺报》共同工作期间，关系较密”。
但他们始终只是同事，不是朋友。尽管丁玲很喜欢交朋友。肯定，陈企霞身上有她所不喜欢的东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