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因为黎辛一直为大会写简报，会议结束后，刘白羽来找他，要他代中国作协党组给中央起草一个报告。黎辛想：会上揭发的事实，跟“反党”挂边的，只有1954年检查《文艺报》与中央有关系，而那时《文艺报》的主编已经改为冯雪峰了，其他那些事情怎么能说成是“反党”呢？他想不通，便推辞说：“会上说了那么多事，哪些确实哪些不确实，我都不清楚，怎么写？”刘白羽说：我们也不知道哪些确实哪些不确实，总不能把会上说的事情全部查清楚才向中央写报告吧。你还是先写，你举例说到的事情我们负责查对核实。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这个细节在整个丁、陈事件中具有关键作用：中国作协党组9月3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里列举了二十几个“罪证”，这些“罪证”绝大部分未经过查对核实。他们依据这些未经查证核实的所谓“证据”，就给“反党小集团”定了案，并上报中央！因此在1957年6月整风开始后中国作协召开的党组扩大会上，有人批评这个报告是“欺骗中央”！
不能否认，在强大政治压力下“揭发”出来的“罪行”，必定有道听途说的，有添油加醋的，甚至也有望风捕影无中生有的，“利害大于是非”，历次政治运动，无一例外，揭发者或由于品质，或由于觉悟（相信党相信领导），或由于胆怯等等，何况有一些“揭发”还是“动员”或“引导”出来的。中国作协党组的主要领导，都是参加革命二三十年的老同志，也曾参加和领导过多次政治运动，如何定性，怎样结案，他们应该一清二楚，稍有不慎，就可能断送一个同志的前程，甚至致人死境。这样的教训，这样的例证，他们不仅听过见过，有人也曾亲身经历过，深受其害，切肤之痛。可是为什么到了自己手下，对于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老上级、老部下，竟然能够狠得了心，下得去手，必欲置之死地呢？于理于情，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7、写给中央的报告
9月30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了《关于丁玲同志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报中宣部并转中央。
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指出，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反党活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报告还说：“会议上还揭发出其他一些党员作家，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或对党不满等思想情绪，在某些时候也同丁玲的反党集团结成一气；各种各式反党的小暗流，几乎条条都通向丁玲，在她那里汇合为一股反党的巨流。多福巷十六号（丁玲的住处）成了一个超乎作协党的组织之上的特别的指挥机关，一种特殊势力，吸引了一些党性不纯、对党不满的分子奔走于其门下。
《报告》最后提出对丁玲的处理意见说：“责成丁玲同志向党做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并根据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的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同时对她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并做出结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