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胡风又懂得，丁玲毕竟和周扬林默涵不一样，一则丁玲与他有私交，比较知心，是朋友；二则她对周扬也有意见；三则丁玲是搞创作的“实力派”，不是想当官整人的。所以，胡风对丁玲既有微词，也有好言，区别对待，把她划为“可以合作者”之列。胡风被拘捕以后，中宣部和中国作协抽调一些人，到公安部去审读胡风的信件和日记，刘白羽发现，胡风日记中说丁玲是文艺界的“实力派”，特别是“可以合作的”。
就是这个“可以合作的”，日后给那些“欲加之罪”者，提供了有利而又有力的“口实”。
3、来得去不得
1955年7月初的一天晚上，在无锡火车站站台上，昏暗的灯光下，陈明把丁玲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她回京去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那次会议7月5日开幕。陈明继续留在无锡，去一个水产供销社体验生活，等待丁玲开完会再回无锡来。
一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审议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丁玲在讨论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说：“在伟大的生活面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面前，在党的领导面前，在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面前，我好像也在生长，在飞翔，我要说话，我要歌唱，我要写。在我心中聚满了一个声音，我不得不喊出：我要劳动啊！我要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去，投身到这个斗争中去。在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时候，新的生活更加展开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那里面也有一点滴的力量是属于我的，当我这样感到的时候，我就会更觉得幸福了！”她满怀激情，对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前途都充满美好的希望。
但是她的这种幸福心情，很快就被一种复杂而紧张的心情所取代。
7月16日，丁玲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那个报告说，“因为已经发现”潘汉年、胡风两代表“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委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第二天，全国新闻媒介公布了这个报告。这个消息使她再一次震惊，准确地说是更加震惊。潘汉年与胡风不同，他是老资格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与上层关系很深很熟，丁玲在三十年代就熟悉他，1930年5月在上海，他来动员丁玲和胡也频加入左联，并成为他们的介绍人，后来丁玲说：“我们就在这一个多钟头里愉快地决定了我们的一生。”1936年10月，丁玲逃离上海到达西安，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受党组织委派来同她接头的也是潘汉年。全国解放以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重要职务，这样受党培养多年、久经考验深得重用的人，也会是“反革命”吗？她不敢相信，又不能不信，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啊！震惊之余，她深深为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感到惋惜。太复杂了，她感到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对瞬息万变的形势有点跟不上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