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已决定调刘芝明同志来文化部，荃麟同志到文协，这样工作一定可以加强。我以后也可以多有点时间放在文协工作上。我这两三年来工作得相当苦，痛感自己在理论上和工作方法上的进步之小，始终没有能脱出被动的、忙乱的状态。但我有决心一定要好好地整顿自己一下，我这人别的好处也许不多，但有一点自信是好处的，是在工作中从来不消极或畏难。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很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
“希望你快快好，早点回工作岗位，不管是创作或组织工作。但是你自己还是不要急。”
信依然写得亲切，并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央决定调邵荃麟到文协工作，他原来是中宣部教育处长，既然是中央安排的干部，肯定是担任主要领导，这样就填补了丁玲离去的空缺。从这两封信看，周扬仍然对丁玲寄以希望，希望能尽快回来帮他开创局面。
平心而论，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周扬是很看重丁玲的。1949年把丁玲留在北京领导中国文协的工作，是周扬的坚持，一年前，1948年初夏，周扬担任华北局宣传部长时，就曾极力劝说丁玲来华北局领导文艺工作委员会，在拟定的萧三、沙可夫、陈荒煤、赵树理等几名文工委领导成员中，要丁玲负主责。丁玲自己也在日记中说：“我知道他的确愿意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他知道我这人还有些原则性，在许多老的文艺干部之中，他比较愿用我”。（1948年6月14日日记）周扬在1951年12月一次谈话中说：“丁玲有很大的进步，这两年来工作很积极，接受新事物强，社会知识多，识大体，有分寸，工作努力。”而丁玲也很看重周扬对她的表扬，蒋祖林回忆说，195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丁玲下班回来满面春风，把手提包往沙发上一扔高兴地说：“我今天在会上又受到表扬啦！周扬同志说我工作有成绩，党性强。”同时，周扬也一直念念不忘丁玲“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
那么，丁玲为什么绕开周而致信胡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