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疫情刚过去的时节，两岸三地艺人站了出来，募款会上表演节目。香港的高官尤其积极，在兰桂坊带头消费。人们逛街看电影吃吃喝喝，努力证实已经在过正常生活。
另一方面，有些博物馆，开始搜集抗非典的实物：折叠的纸鹤、一封家书，用过的口罩等等。关键在于：人们选择记取还是迅速忘却？以香港做例子，与疫情最相关的淘大花园其实是适当的感怀地点。那里每一位街坊都饱受隔离之苦、歧视之眼，以及亲人或是街坊罹难之惨况，是不是应该有一块花圃、一环喷水池、一柱纪念碑、一处医学研究室……，供人追忆这段值得纪念的日子。
当然，亦要顾及淘大居民的心境，或者不愿意勾起伤痛记忆。那么，就建在别处也好。重要的是收藏了当时的心情记事，许多年后，或有默默凭吊的来人。
疫症流行到高点，走进去香港医学博物馆。百多年前的鼠疫，跟这间博物馆的来历大有关系。
安静的红砖楼房，却没有游人。屋瓦长着青苔。小小的药草庭园，自然就清凉无汗。
当时牙科的椅子、照ｘ光的器械、刑具一般的手术台。我每间展览室一一走过。然后，我停住脚，愣愣看着墙上几张黑白相片。戴辫子的四位苦力，正在动手搬运驮车上的棺木。短裤里裸露出小腿，脚踝很细瘦，光着脚，脚丫平铺在地下。四个华人衣衫褴褛，专心搬那具棺木。他们闭着嘴，可是啊，一句话不用说，凄怆感就这么照眼而来。
1894年5月8日。娄逊（Dr. J.A.Lowson）医生在香港发现首宗鼠疫。十日后，港督罗便臣（Sr William Robinson）亲笔写回去伦敦的信，笔迹很工整，细看有一点颤动，似乎在强做镇定，传递着如许的不安：“过去三个月这可怕的病在广东爆发，……无疑地，现在从广东传来香港……”
百年能有几多时？原来他们跟我们一样惊悸。隔着时间的河流，这一岸的我们也不再觉得孤单无依。
每一个城市需要曲折的故事，动人魂魄的常是故事中的男女主角。以香港这里作为背景，英文故事书近些年有James Clavell的《Noble House》、John Le Carre的《The Honorable Schoolboy》等，早年Richard Mason《苏西黄的世界》也是好看的罗曼史。
湾仔的黄昏，我站在街边总有一阵怔忡：关家倩在哪里遇上威廉·荷顿？就像穿过那条楼梯街，总在惦记提着餐盒的梁朝伟与张曼玉，难道又一次擦肩而过？心里痴想的时候，最后也只能够骗骗自己，呢喃着《花样年华》中的对白：我们，会不会跟他们一样？
《苏西黄的世界》电影里，画家住的旅馆听说已经拆掉。若是在湾仔旧址树起一块牌子，留给我们一点线索，让人按图索骥，哪里是架摄影机的地点？……于是，依稀望见高衩旗袍底下的高跟鞋，就这样穿出雾色蹬蹬而来。让东方遇见西方，但为什么总是东方女人遇上西方男人？这一次在遐思之外，还可以做出东方主义式的解读。
只有动听的故事，可以让人回味再三、不忍遽去。我走进浅水湾酒店，一路在找130号房间。
张爱玲一向细针密线，连房间号码也给得毫不含糊。“流苏，你的房间里看得到月亮吗？”《倾城之恋》里，柳原在130号房间里说出的傻话。
流苏住130号，徐太太131号，柳原应该是墙壁的另一边。他对着话筒继续说：“我这边，窗子下面掉下一枝藤花。也许是玫瑰，也许不是。？
接下去却碰上战乱：“浅水湾饭店楼下驻扎着军队，……分配给客人的，每餐只有两块苏打饼干，饿得大家奄奄一息。”
谁说不是如假包换的史实？那一年1941，直到12月7日，跑马地还在照常赛马，百货公司放上圣诞老人，皇后戏院放映的是《英宫十六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向香港进击。
“先两日浅水湾还算平静，后来情势一变，渐渐火炽起来。楼上没有遮蔽物，……门前堆着沙袋，英国兵就在那里架起了大炮往外打。……隔着棕榈树与喷水池子，子弹穿梭般往来。”
20日？21日？应该在那几天中间。因为十二月二十五日港督就宣布停战。我认真地替小说推算日期。庭院里，却少了一块牌子让人站在这里静静地怀古。
吊扇在南洋风味的大厅里兀自转着，我想着该怎么样说服业主？留下一面墙，不显眼的几句对白，藤花一样地飘在墙上。或者实际一点，把这段历史印在酒店的介绍手册上也行。我跃跃欲试，想到应该赶紧做些什么，如果可以说服酒店老板：就算在商言商，这里的人文资产，也是您独一无二的观光卖点。所以您需要的不是减价促销，而是怎么做想象力的导览。
唉，在更大的破坏到来之前，或许我现在就该去这里的大堂谋一份职。
城市与……记忆
曾经在香港大学图书馆做一场“书的讲座”（Book Talk），与听众分享我写过的长篇小说《行道天涯》。现场气氛凝定专注，配合手里的讲义，我缓缓回溯那段神伤的航程。从一张照片开始逆流而上，时值1924年11月3日，地点在神户码头。
那是孙中山此生最后的旅途，讲义中的相片令人迷惘。小说开头写着：“相片中，先生的眼神忧戚，着马褂棉袍的唐衫，一手拿灰色的毡帽，一手松松地拄着拐杖，脸上暮气深重。……照相的时候，站在先生旁边的宋氏庆龄头微微地斜向一侧，……脚下踩着尖头细窄高跟的皮靴，细看的话，她微蹙的眉间显得幽怨，那是属于春日凝妆少妇的一抹愁情。”
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陈旧的影像延伸出大片想象空间。中场时间，有人问起为什么选择孙先生为主人翁。我回答，这又是源于对照片的凝望。从小学时，面对大礼堂高悬的国父遗像，墙壁上令人昏昏欲睡的一张脸，不若革命家的飞扬神采。是他？是我们国父吗？就因为对那张制式照片的怀疑，我笑着说，后来必须找出他的各种样貌来印证如假包换的国父。又因为这个讲座刚巧在香港大学图书馆，我话锋一转，讲到如果还有机会重写这本小说，我可就要从另一张相片开始写起。
现在会选哪一张？就用常见的“四大寇”那张吧。照片摄于香港，地点是雅丽氏医院。杨鹤龄、孙先生、陈少白、尤列一字排开。相片中的国父英气过人，左右三人命运各自不同，譬如相片中的杨鹤龄是张娃娃脸，像稚气未脱的佳公子，很难想象他潦倒坎坷的后半生。那年四个人都才二十郎当岁，正是年少轻狂的日子，国父自己在《孙文学说》中追忆往昔：“不谈革命就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
耐人寻味地，相片有另一个版本，四个加一个，变成五个人：关景良（关心焉）站在四人背后，他的右手搭在尤列肩膀上。关景良是国父就读西医书院同住宿舍的室友。放在尤列肩膀上的那只右手，食指与中指分得很开。至于上述四个人的相片，细看的话，尤列肩膀上一片墨黑。喔，这里是不是露出了马脚？或者为了凑合“四大寇”的名号，就把关景良的身影悉数勾消？这张相片的日期也有疑义，一种说法摄于公历1888年10月10日，光绪十三年九月初六，日期出自关景良的手记。革命元老冯自由所编的《革命逸史》，则把相片的日期算成一八九二年十月十五日，算做国父西医书院毕业后数日的留影。
一张照片竟然两个版本！细看的话，史料中处处是变造的痕迹。而人的回忆更不可靠，遍布着自以为是的误谬。亦因此，当历史充满裂隙，小说这种文体才找到适当的切入角度。总之，我要说的是：香港尚有挖不完的史料轶闻、书写不尽的小说体裁。孙中山的革命足迹，处处与香港这块土地相密合。他的思想起源，也与此处有千丝万缕的关连。譬如前面所说的雅丽氏医院，乃是香港大学前身西医书院的最前身。由香港闻人何启所创建，他为纪念爱妻英国贵冑雅丽氏（Alice），以妻子的名字命名医院（关景良的母亲，算是国父的谊母。这位谊母亦是雅丽氏医院的护士）。若要探讨国父与西医书院恩师康德黎之间的关系，牵连到伦敦蒙难的事实经过、恩师所赠金表的下落、以及金表最后由国父赠给陈粹芬的韵闻，绕着国父与香港，则可以延伸出另一串动听的故事。
故事里有狂放不羁的国父、意气洋洋的国父，众叛亲离的国父、穷途末路的国父，……撇下那张道貌岸然只有一号表情的遗像，我们国父随时显出他如同策略家、如同梦想家，有时亦急切反复如同浪荡子、如同丧家犬、如同大胆赌徒在联日与联俄间摆荡的多重面貌。重点是：在集体记忆里，或许由于他悲剧性的逝世、由于如同希腊悲剧英雄西斯弗的北上旅程，他确实是一个容易勾起共同情感（同情心？同理心）的人物。小学时候唱《国父纪念歌》，开头第一句，已经深情不舍、荡气回肠。等“我们国父”这四个字幽幽唱完，想着那个饱受挫折的爱国者，自有某种模糊的宿命之感，接下去更是柔肠百折：“我们国父，首创革命，革命血如花。”词曲中流露一种凄怆，那是很难忘怀的美感经验。
复杂的身世，其实是专属于香港这城市的资产。被殖民的历史饱含沧桑，这个混血的过去，正面地看，丰富了一个城市的文化意涵。
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也是如此，或者是时代的必然，或者他所处的地理位置使然：年少的他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知。孙先生自己在1896年的自述写下：“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驳杂不纯。”因为性慕新奇，他的学说中不乏快速的拼贴。听听他自己说的：“于中学则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有时候甚至饥不择食，什么歧义的东西都一炉共冶，到头来，端出了一盘什锦杂烩：“至于宗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亦因为这样，“我们国父”俨然成为华人世界的公分母，从他身上，各种讨论都能够找到切入点与接合点。
尤其值得香港人欣慰地，国父始终自认为本身的革命思想，来自香港。一九二三年，香港大学一次英文演讲中，据他自己说，“我之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语气爽利，斩钉截铁，殆无疑义。正因为他对香港无条件的认同，香港人也可以大手笔一点，干脆把孙中山“据为己有”。既然他是两岸三地乃至整个亚洲社会都可以接受的人物，把孙中山变成香港的图腾，作为杠杆的支点，突出香港的特色不好吗？在孙身上中西合璧、华洋共处，即以观光来说，尤具实用价值：一旦变成香港的logo，制成香港的产品，印在T恤上、印在茶杯上，香港就是孙中山，孙中山也就等同于香港（当然，香港除了孙中山，还有太多其他的面向……），这项简单的公式，将是香港热腾腾的卖点。
过去为什么不这么做？其中取舍，或者关乎港英政府的各种算计，或者牵涉到当年各方面的政治角力，总之，人们习于在政治框架前让步，轻易让政治思维来凌驾文化意义。于今时移势转，果然又有人在区议会中做出适时地建议，要把香港动植物公园内具有殖民色彩的英皇佐治六世铜像搬走，换上孙中山铜像。更有人近乎侮辱性地提议，就地将佐治六世弃置在园内两个“马骝”笼之间。
韩国也这样干过。将殖民时期日本的建筑物炸毁，夷平得无影无踪。
炸掉一座建筑或者销毁一座铜像，那是霸道地做出“减法”，而不是兼容并蓄地做“加法”。就文化的角度来看，既然殖民经验是香港历史的一部份，遗痕斑斑，其业俱在，不如兼容并蓄地让它继续留存。看看邻近的澳门，比香港做得心胸开阔。
更何况，要是有意尊崇中山先生，不必急着汰旧换新，塑立全新的铜像。目前的香港，还有许多富有纪念意义的史迹亟待修复。所谓的“中山史迹径”，压克力的硬版铝柱，指向一处处面目全非的建筑物，很难发思古之幽情。史迹径上诸多地点标示不清，真要按图索骥，外地游人如入五里雾中。岂只径上过客，即使邻近人家，亦不知周遭房舍在近代史的独特意义。史迹径集中在香港岛，更凄惨的是新界一处“红楼”旧址。“红楼”在屯门青山东南麓，地处一隅，当年山遥林密，作为革命基地，易以避人耳目。农场后面，应有一座贮存军械与炸药的密库。左边山坡，当年设置过练习射击的靶场。另外连接着一条密道，通至稔湾浪濯村。
以我自己数次探访的经验为例。公路上来回周折，不见荒村何在。若非到过的人殷勤问路，很可能无功而返。即使近在眼前，没有清楚的标示，去路遮蔽在老树浓荫中。后来，穿越一处饲马场，小径曲行，才看见那栋破败的红砖二层高洋楼。斑驳的墙、破损的窗玻璃、铁皮屋顶插着电视天线，想要推门进去，被居民大声斥退。四周蔓草丛生，无人打理。
当年天光云影，楼前一方淡水池塘，若能够重新找回它的旧貌，想象中，应不比澳门的“国父纪念馆”逊色。澳门的旧宅只是孙夫人居所。两者相较，香港的“红楼”更富有史迹意义。但澳门的“国父纪念馆”已在旅游地图上成为地标，孙中山与澳门的关系，也明写在澳门文化局博物馆导览的小册子上。
据罗香林教授四五十年前为“红楼”做的注记：“惟此青山农场，已转售于人。今且闻有业主数人矣。”说动这些业主搬迁他处，接着筹划如何维修如何活化历史建物，正是香港政府结合文化界人士，大家可以群策群力之处。
孙中山与香港密不可分。他的求学经历多在香港，革命生涯也环绕着本岛：从创立兴中会，到辛亥革命成功，十八年间，香港一直是他革命活动的大本营。当年在此地做集合、联络、补给、筹款的工作，同时制炸弹、办报纸，行踪遍布全岛。不只孙中山，岛上还有黄克强等革命志士留下的印痕。纪念歌里“推翻了专制”，“建立了共和”，梦想实现的每一步，在这里亦步亦趋走过。
香港与孙中山，在文化意义上，二者居然互相体现。若把孙中山当作“具象化”（embodiment）香港的标志人物，吸引游客近悦远来，实用地说，也是推销香港这项“产品”所亟需要的“内容”（contents）。若是香港舍近求远，作为“内容”的人文特色不足，只在商业形象上打造高度，即使造出了摩天楼群起的现代都会，也很容易被后起城市更上一层楼的高度盖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