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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明：
自从来到香港，一个多月，我都住在旅馆里。壁纸、电视机、浴室挂成一排的白毛巾、洗手台上的镀金龙头、大理石的灰苍纹路，成为最眼熟的环境。房间里窗幔总是深垂。窗外，应该有竖在眼前的摩天楼吧，经常在办公室里坐到半夜，回旅馆倒头就睡了。第二天一早，醒来就离开房间，办公室有许多待处理的事情。芳明，这是我近来的生活。
偶尔，办公室窗外的天空，飞来一只翅膀平张的老鹰，像个停歇的风筝，转眼扯高，晴空里孤独的黑点。眼光透过大片玻璃再拉回来，心里在叹气呢，多想念在台湾闲散……又被温暖围绕的日子。这阵子所以那么忙累，你一定可想而知，刚到这里，之前的签证又曾经迟延，香港的媒体对我这个人一时充满好奇。大学与文化机构、基金会等等，不断有采访或讲话的邀约。像是ＦＣＣ（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外国记者协会）与香港民主基金会（Hong Kong Democratic Foundation），下星期都找我在午餐会上给个演讲。
在这里发表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好像走一条细细的钢索。我的挑战在于……怎么样婉转而从容地，用文化的角度，表达台湾对外面世界的善意，同时也试图消减凡事政治解读所带来的敌意。
你在信上说起文学与政治的话题，多么巧，恰恰像是我在为演讲准备的功课。在民主基金会，题目是英文的“Transcending Politics through Culture”，翻译过来，正好是“文化如何超越政治”。
芳明，我准备功课的方式之一，竟然是漏夜重读一些书，包括沈从文与鲁迅，后者落脚过香港，对香港人尤具意义。这两位作者面对文学与政治，不同的人格特质，也因此有不同的人生选择。
我的功课也包括一遍遍重读叶慈，那位比鲁迅早生了十六年，晚过世三年的爱尔兰诗人。他本身在文学与政治的之间的选择，不是拋撒热血的献身，也不是愤慨的大声疾呼，叶慈的选择，最终在建立一个与国族命运有关的文学想象，当然，他也身体力行，晚年履行公职参与公共事务。
政治与文学，嗨，多少知识分子的牵扯挣扎，总是为了救亡图存，急于用世，然后被政治裹胁而去。一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宿命。相对于汤玛斯曼的名言：“在我们的时代，人的命运是以政治术语显现其意义。”我们这几年在台湾，开始有了一点余裕，可以思索这个命题，或有机会翻转政治（有形或无形）指导文学意义的宿命。
相较于香港，九七之后变得泛政治化的地方，媒体总习惯以极度简化的定义，形容台湾的现状与未来，香港人看待我们台湾人，用着最粗糙的二分法：不是“统派”，就是“独派”。可惜的是，其中忽略掉台湾民主经验中细腻的面向：我们有繁复而多元的市民社会。当然，愈在这个政治神经极度紧绷的香港，我的挑战愈是：怎么样丰富人们的词藻，怎么样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让人们有机会理解我们的民主经验的体现——在各种公共事务与文化风景之间。
在这里，政治敏感的地方，象征意义的说，我必须藉一对想象力的翅膀飞出局限、拓展空间。只担心像希腊神话的伊克拉斯（Icuras），那是用羽毛与蜡匆匆黏合成的一对翅膀。飞得太高，接近太阳的热度，翅膀被晒化了。飞得太低，翅膀被海水溅湿了，身形也就不再轻盈……。
身上这对翅膀纤巧脆弱，然而，正是它新颖奇巧（想想看Daedalus的手艺！）的地方。更何况，虽是我单飞，身上总带着许多台湾文化界朋友的鼓励。希望偶尔身轻如燕，也在展现这些朋友在岛内从戒严到解严文化上共同的演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