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堂音乐厅，一身红礼服的加拿大钢琴家安洁拉·休伊特（Angela Hewitt）在奏巴哈，下半场整场是《戈德堡变奏曲》。
香港艺术节的场次。坐在大厅，耳朵里是太熟悉的曲目。情景全回来了。闭起眼，见得到游移的光影，好像这一刻也听见了：窗玻璃紧闭，旋律之中，漏进来的巷弄车声。
我想起住在公寓的光景：咖啡杯放在台布上，背景音乐一般，总爱在午后放那片《戈德堡变奏曲》。缸里的鱼、架上的书、趴在沙发的懒猫，还有阳光，正在地板上走斜格子。我记起了生活的诸般细节，记起了许多顺意与不顺意，那时候，常听的是顾尔德的版本。
因为熟悉的曲子，便进入了那层时空。有时候，艺术经验只是媒介，带人进入某种状态，甚至在寻找一种清醒的恍惚……等着记起，等着感悟，等着被勾动。
记起从前，心会微微地痛起来。“想到心都痛了”：如同这句话字面上的意思。
我喜欢这种沉湎。
坐在黑暗中，注视银幕上的光点。电影院在放映《爱情，不用翻译》。女主角抱膝，缩在窗台前，望着大都市的灯光，眼里一片迷惘。
没有适合拨电话的人，茫茫人海中，想不出一个可以共进晚餐的电话号码。坐在床上，瞪着壁纸，电视转台器握在手里，早已经胡乱拨弄一阵，每一台都让人更加寂寞。白天累了，所以不想出去，但我待在旅馆房间里做什么？
不同的都市，同样的这间旅馆，出差的人会选择的商务旅馆，咖啡壶小冰箱，连房间摆设都无甚差异的连锁经营。同样的时差，同样在时差里睡不着，酒吧有乐队吧，也总有哑着嗓子唱歌的女人，但是，一个人最好不要坐在那里，夜深了，平添一些不恰当的联想。
东京，就在这部电影背景的东京都，有过多少个无事可做的夜晚？
曾经在多少个大都会里无事可做？
那一年去莫斯科，每天三餐在旅馆餐厅，硬硬的面包片黑黑的鱼子酱，从早餐开始吃鱼子酱，晚餐还是一样，带着腥气的鱼子酱，那是惟一按时供应的餐点。平时还好，最怕到周末，旅馆餐厅成为当地人的聚谈地点。约会的情侣、团圆饭的全家福，一张张桌子充满了欢腾气氛。
这张桌，仍是我一个人坐着。
那间旅馆房间，我住了整整一个月。
下次去莫斯科，换了较高档的旅馆。餐牌上开始有变化，却遇上——出人意外的死亡。
后来几天，我总瑟缩在旅馆一角，四周都是寒气，窗外河畔在融雪，让我觉得更冷了。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异国的相识本来泛泛，那时候，我不介意跟任何愿意同我搭讪的人搭讪，偏偏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难道我身上也在散发死亡的气息？白天容易过去，最怕夜晚，我磨蹭在旅馆大厅，恨不得蜷缩在大厅沙发上睡一整晚。不能够回房间，不能够阖起眼，当然更不愿意打开旅馆房间的电视。萤光幕上，夜半还一次次回放。山上人声嗡嗡，出动在雪原上的救援人手。找到了找到了，手挂在树梢，脚埋在草丛，还有发出金属光芒的飞机残骸。我瞪着壁纸，同事就站在这间旅馆房间，然后他们成了雪原里的尸块。
回程的飞机，同样跨过冰封的西伯利亚，底下就是失事的地点。感觉中，自己也成了雪地上的碎片。
经过那次事件便清楚知晓，我并不一定那么喜欢单人旅行。到体温急降时，没有人在自己身旁，其实是在涉险，是把自己放入险境。
坐在电影院里，回忆起来……自己那件事之后的澈悟：悟到了，比起那时候，比起那些无眠的夜，需要的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拿起电话，却不一定要真的拿起电话，至少可以确定，确定我们在同样的time zone里，紧急的时分，你一定不会介意，握着话筒，听我说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