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父母亲跟我在美国东岸过日子。父亲经常坐在小板凳上，前后院子里拔野草。太阳好大，父亲蹲坐在树荫底下，这样呆着经常一整天。黄昏时候，我把车子开进车道，仍然看他蹲坐在小板凳上，头低低地几乎埋进肩膀里。那几年，父亲扫落叶的时候也会愣住。他想些什么？做大半生的回顾？那是个无声的世界。
父亲心里总有些盘算。他的心思，我要过一阵子才弄懂。譬如现在他们又搬回台北，住在公寓里，我搞不清楚父亲为什么忙着搜集果核。父母亲住的地方并不宽敞，玻璃窗外面只有小小一个窗台，没有地方种果树。
父亲想的是老家他捐助的小学校，种子晒干带回去，那里的孩子就有水果吃。
再深一层，我暗地揣测，父亲忆念的是他大哥。我悄悄收藏了几封大伯父的信，当年写给我父亲。我父亲到了广西，大伯父在江西，大哥总问弟弟要种子。
那时候，老家山东已经被“解放”。大伯父做过议长，在乡里间领导抗日，结了些仇冤，难免成为斗争的对象。大伯父一家人，带着我祖母仓皇逃到江西，借住在朋友的房子里，原意是隐姓埋名过日子。
在江西，眼前怎么生活？够不够吃是最大的问题，他在给我父亲的信上写着：“现一家十一口，每日即须米一斗，尚不足。”算算看，要收成八十担稻，必须种卅亩田地，“我预计若能混过这半年去，田里地里有收获了，或可还过这口粗气来，就好办了。最难的即是初到，新炉另造。即青菜一事更为折磨人。”
信上总说最缺菜种。大头菜、秋黄瓜、大白菜、花心菜、青萝卜、菠菜、豆角、茼蒿，嘱咐我父亲到处搜求，捡几样寄去。接下去的信上，很快地，大伯父已经开始通晓农事，信上写着，芫妥要在中伏天下种，四季豆必须陆续地种，因为只结一次果。
大伯父原本是个读书人，写得一手秀逸的毛笔字。可怜现在他不练字了，一家老小跟着雇来的长工学种地。粮食还是不够吃，“原我们是一日两餐，现正遇上农作，须三餐。除长工照例三次干饭外，余皆早晚两次稀饭、午间干饭。若再忙，又必须均三餐干饭。”存粮不够，等着收割旱稻，又要等到六月初。缸里的米捱不到端午。大伯父时时为一家人的生计伤脑筋。
父亲正在广西大学任教，发了薪水就寄回去接济。等我大伯父收到，若不是金圆卷不能够流通，就是已经换不到粮食。最后一封信上，炮声近了，彭怀德发表当地的县长。再后来，就是那个结局：大伯父被押解回籍送了命。
读大伯父的信，我也会发呆。想的却是父亲，他蹲在板凳上的漫漫长日，想些什么？
某个意义上，在台湾，幸存下来的外省老人，错乱的时空走过一趟，个个都带着点恍惚吧。像我的二伯父死于国民党之手，我的大伯父死于共产党之手。那个时代真让人迷茫。
上一代人算不清楚的这笔帐，更困难的问题在于：他要怎么跟出生在台湾的下一代说明白？那时候我是孩子（换成我坐在小板凳上），父亲要我跟着他念唐诗，我愁眉苦脸，一句句勉强读出声：“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好难，我皱着鼻子念。白居易这首诗的名字更为绕口，“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没有逗点，长得记不住，“小孩子不必懂，念吧。”我父亲沉着声音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