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刚开始的时候，香港先成了疫区。病征与病源还不清楚，父亲在长途电话里，一遍遍交代我要小心身体、多喝鲜奶。
不是板蓝根、不是维他命，为什么想到鲜奶？
这些年，我学会解谜。父亲话很少，吐出短短几个字，我总能够替他联系上意思。重点是进入他的思绪，慢慢地拼出答案。父亲年轻时得过肺结核，鲜牛奶，喔，应该是当时最好的滋补品。
非典型肺炎与肺结核，同样有一个“肺”字。所以预防非典仍然喝牛奶。钥匙在远方，一把遗失在许多年前的钥匙。
猜谜的时候，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像是这些年来，父母亲总在找东西。有人偷走了钱、偷走了衣服。坐在客厅，妈妈为了不见的东西在掉眼泪。“旧衣服也会被偷？”“丢的是套睡衣，常穿的，就是小花的那件。”妈妈说，风湿的手指屈张开来，绒布的质料好像在手里摸着。
为什么是睡衣？我回想看过的小说，在《白色旅店》那本书里，线索停在浩劫来临的一页，喔，这里有一个可能。书里犹太人在走上未知的旅程之前，每人剩下保暖的衣物。睡衣代表最贴身的……一点安全感。是不是呢？猜对了没有？他们逃过难，路上吃了不少苦头。我望着孩子气的老年双亲，仿佛又懂了几分。至于总是丢掉东西，我猜——丢掉的是老家的地契，找不回来的其实是开门的一串钥匙。
掉了一件睡衣？我赶紧上百货公司，给他们买两件回来。作为女儿，我对他们总是爱得不够、宠得不够，或者说，哄孩子似的哄得不够。
比起母亲，父亲尤其安静。直到几年之前，他每天都会摸索到桌边，写下几个字。
从我小时候，父亲遇上机会就向人请教，努力搜集史料。后来，文章在《传记文学》上刊登出来。题目很朴素，《一个历史事实的辩证》。多少年的苦苦追寻：“幸将事实澄清，是非有归，以求心安耳。”
时代变了，没有人有细问的兴趣。谁还有闲，跟他一起钻研八十年前的历史？然而父亲会说梦话、会半夜磨牙、做恶梦惊醒过来。当年，中学生的他去长椿寺为二哥收尸，停灵已经超过五日，尸身满布绿头苍蝇，从俄国大使馆抓出来的乱党，没有人敢帮忙料理。那天，绞刑处死有十几个人，为首的两位，一位是李大钊，另一位就是路友于。
当时蒋介石密电奉系张作霖。蒋在电报上告诉张︰“即行处决，以免后患。”纷乱的时代里，最典型的借刀杀人，先除去可能成为竞争对手的革命同志。
父亲是十六岁的中学生，寺庙里收下二哥的尸身。当年他会不会惊悸？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虽事隔半个世纪，旧创犹新。”多年来的至恸，父亲在文章中几字带过。
后来我写长篇《行道天涯》，在小说里，以宋庆龄的口吻回忆往事。忆起邓演达，宋庆龄亲密的同志。我写着：“她后来才听说邓演达怎么死的，从密室被带出去，被电线活活勒死。”“据说，勒住犯人脖子时，可以任人一点点地挣扎，再一点点地断气。”
写的时候，我也在默念自己的二伯父吧。据当时报章的记载，行刑的过程残忍无比，在绞架上长达十几分钟才终于断气。报上形容我二伯脸色镇定，安静如恒。而《行道天涯》的女主人翁选择沉默，默默走自己的下半生，经过大时代的人原不必多讲什么。
我与父亲四目交接，不发一言。这个谜语无须点破。父亲不看小说，也许他会说，那些毕竟是揣测，真正发生的事更要惨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