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有一种植物叫“昙花”。聚居的大院子里，搬来躺椅，乘凉，看星星。等昙花一点点地开放，暑天夜晚的大事。
昙花到哪里去了？仿佛从台北的夜空整个消失。
星星也是。
这些年，荣总旁边发展出一个小小的市集。原是一条斜岔的巷子，摆出老花眼镜、棉布衫褂、牛角梳子、古玉、药酒、普洱茶、大陆来的真假山珍、黑布面胶底工夫鞋。棚子底下摆张凳子，挂着“修老人指甲”的招牌。
修老人指甲，指甲内缘好多的赘皮，剪下去又怕出血。乌青的脚趾、坏死的脚趾、指甲内缩的脚趾。修剪指甲，应该是专业的工作。到了这里，汽车塞在窄巷子里，喇叭轰轰响着，最低消费额，将就着也就剪好了。
荣民总医院里面，一楼有个“汉堡王”。生病的探病的常在那里相约。左边右边都是各省的乡音。聊着谁活得比较长、谁病得比较久、谁的癌症更难治、谁的退休俸已经用完了。
原来中气十足，近几年，一年比一年讲话费力。外省老人这个族群，也快要从台湾消失不见。
“最近，回去没有？”始终是最常听见的话题。
回乡探亲的老人，站在机场里，一眼就认得出来他们。背包拴着各种东西，腰间挂着铝质漱口杯，戴顶鸭舌帽。家当不太多，基本生存所需都背在身上。
每次带父母坐飞机旅行，即使是去热带小岛住住，他们出门的装束，也像是回大陆北方探亲。
老年是“趋同”的过程，但他们为什么这样相似？外省的老人，无论这一生有没有当过兵，到头来都像是返乡途中的荣民。我知道他们相像，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相像。或者是战乱带来的脑伤、或者是那块土地的记忆。答案不可能太简单，但答案也可能很简单：因为记忆在削减，让人回到旅程的起点。老年，原本是一路在做“减法”！问题是从哪一头删减？为什么不从那一头减起？所以始终在拔河，可不可以记得我的多一点，飘忽的眼神里，努力把他拉到现在。这里是你的女儿，我身上才有你相关的记忆。
“不记得了。”“不记得来过。”摇着父亲肩膀，怕他说出这两句话。从餐厅里出来，望着高架的捷运路轨，是哪里？他吃力地跟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复，兴，南，路。这一条他经过了几十年的路，满脸是陌生的神情。
近的，变远了；远的，会不会就变得近了？目前父亲在攒聚西瓜种子，晒干了包在一起，准备带到老家的小学。那里近河床、有砂地，种出我们台湾的改良西瓜多好。
父亲一心想再回老家一趟，嘴里说，天气凉些了就要回去。至于母亲的决定更简单，跟着父亲就好。听起来随时可以启程。母亲的皮包总放在枕头边。一本邮局存折，一本银行存折，皮包里随时摸一摸，摸着安心。
我的朋友说，她母亲也是这样，无时无刻总在警觉着，是不是警报响起？日本飞机又来轰炸。十指紧紧握住，好小的一个包，只有这样了。抓在手里就可以躲警报。
这些老人家，一辈子剩下没什么东西，再削减下去，就快要完全消散了。坐在荣总的“汉堡王”，夏天快要过去了，耳边听到的是即将消散的叹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