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你有没有把鼻头凑近肥皂盒的经验？好香好香，用力吸一吸，就知道盒子里曾经放过的香皂。小时候，家里用“美琪”。闭上眼睛，想着那个肥皂盒，便觉得眼前有暗香浮动。早于Johnson & Johnson 的“贝林痱子粉”，早于进口香水的“明星花露水”，……我总在回味，偷偷复习我的记忆术。
还有衬在水果篮子里花花绿绿的透明纸，晶莹的丝丝，捏在手里软软一团，我藏在饼干盒里。经常拿出来看看，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了啊。
当年我似乎巧手又细心，竟会帮娃娃做衣服。那时候，先拿厚纸板，剪一个身体的形状，接下去，就可以帮娃娃做好多件衣服。用蜡笔画在纸上，款式用心设计，裙子上缀着小花瓣，添一点心型的叶子。画好剪下大样，剪刀拐个弯，衣服的肩膀上再多剪出两个扣环，扣在纸板的身体上。
那时候，我有一个洋娃娃。头发卷曲，樱红的嘴唇，戴顶可爱的小圆帽。我记不清楚许多后来的事。但我清楚记得娃娃的面貌。
当年，我是不是粗心的坏小孩？有没有狠心丢弃过旧玩具？现在，我扶着容易脱臼的手臂，感觉上，自己像是一个缝线被扯开的破娃娃。
有一天，朋友告诉我，他轻微中风，正躺在医院里。之前他就发觉字迹（他一向喜欢用铅笔写字）不对，自己知道有地方出现异状。科学仪器还检查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告诉医生是脑袋里的血管堵塞。他说，我写的字突然没有了细节，看起来还像，但只剩下个大略形状。
朋友对身体状况的直觉，其实是很好的隐喻。
失去了细微的感应，差异性消失不见，这个人与那个人，模样变得难以辨识。朋友寄来的婚礼相片，母亲一定说她认识。要不，也说她在报纸上见过。其实，我哪有那么多经常上报的朋友？放眼望去，满街都是她认识的人，母亲分不出见过与没见过的面孔。
父亲维持了多少年的习惯，起床就认真地读报。每个字都熟识，但一堆字放在一起代表什么意思？之前，他已经放弃了电视新闻。播报的速度太快，听在他耳朵里，不能够区分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间距。凑近父亲嘴边，听见他喃喃地道：“弄不清说些什么。”
外面的环境也太没准儿，让老人家难适应：父母家的信箱里，偶尔会收到帖子。大红的、粉红的，还有一种俗艳的淡紫。起先以为是喜帖，后来，才发现全都是讣闻。活到某一个年纪，死了竟然叫“喜丧”。我总觉得这两个字很刺耳，透露出伦理关系中无言的残忍。
若能够正眼看老人的垂暮，就知道最后的时日或这样或那样，至多是莫可奈何，谈不上有什么喜感。脑袋更让人丧气：不可能忘记的事，天知道有没有留下刻痕？母亲每天都要测试好几次，对着父亲的耳朵喊，我们结婚是几月？记不记得啊，你说说看，在哪边结的婚？
幸好我的记忆里存放着一些他们的记忆。像一系列排排站的俄罗斯手漆娃娃，大的套着小的。我必须小心收藏，做他们记忆的保险柜。因为很快地，他们将记不住我是谁了。再下去，脑袋里糊成一片，我也会忘了原本记得很清楚的一些事……。
英国女作家Iris Murdoch在《The Black Prince》写的：“每本写出的书都是一个完美意念的残骸。”( Every book is the wreck of a perfect idea.)每个人也都是一处曾经热闹过的遗址吧。在阿兹海默症彻底让她溃散之前，失败感已经那么深重，女作家写着：“我活着，活着，感觉到一种绝对的继续的失败，我被打倒，永远地。”( I live，I live，with an absolutely continuous sense of failure. I am always defeated，always.)
剩下的是残骸，遍地都是断手断脚的娃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