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派人劝降贺龙，是确有其事。1933年，在蒋介石多路重兵进剿和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下，洪湖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失陷，贺龙被迫率部退出洪湖，转战于湘鄂川黔边，异常艰苦。蒋介石以为贺龙已是英雄末路，就派贺龙的早年友好、国民党南昌行辕公署二厅特工熊贡卿前往贺龙部游说，企图劝贺龙投降蒋介石。贺龙当即将此情况向湘鄂西中央分局汇报了，并把熊贡卿交群众公审后枪毙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曾专门就此事给中央有一个报告。报告说：“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是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对这段公案，康生是清楚的。然而，为了呼应林彪欲置贺龙于死地的阴谋，康生在接到对贺龙的诬告信后，却如获至宝，他欣喜若狂，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为了搞到更多所谓的证据，康生指点专案组：要设法解决贺龙与熊贡卿“议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要解决既已“议妥”，贺龙为何杀了熊贡卿的问题。否则就难以自圆其说。
1967年2月，李先念在大闹怀仁堂的会议上曾愤怒地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我们从一个中央专案组组长回忆“贺龙专案组”的所谓“办案”过程中，可以看到历史是如何被强暴的。
在专案组突击刑讯的淫威之下，一位将军疼得受不了，被迫接过纸笔，按专案人员的口授，写下了贺龙与熊贡卿“议妥”的叛变条文。
几天之后，贺龙当年的一个老部下屈打成招，证明贺龙之所以叛变未遂，是因为遭到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出于无奈，贺龙才杀了熊贡卿。
这位贺龙部下的话打开了贺龙“历史上叛变”的最后一个症结，使得贺龙处决熊贡卿的性质一下子变了。
与此同时，在贺龙的所谓“现行问题”上，专案组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又一位贺龙的老部下？讇自谧ò缸榧蝗说赖恼勰ハ拢夹趴诤撸┤希汉亓芯勘洌群蟀舜握倏诨幔腥缦氯嗽辈渭恿嘶嵋椤；嵋樽胖匮芯苛巳绾卧诟鞔缶⒏骶职膊迩仔牛崛×斓既ǎ约罢莆湛刂谱〔慷拥任侍狻２⒔涫奔涠ㄔ?0月1日。
历史就是这样被强暴的。
1969年6月9日，在林彪一伙的残酷迫害下，贺龙元帅含冤身亡。
贺龙元帅不是病逝的，而是被折磨死的，他走得孤独又悲凉。
1971年5月，贺龙元帅逝世两年后，专案组炮制出了《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他们运用编造、逼供的材料，把贺龙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和“篡军反党分子”，提出了“开除党籍、军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的处理意见。
然而，由于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暴露了他们的阴谋，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形势的变化使得他们强加在贺龙身上的政治结论没有得逞。
对于情同手足、自己竭尽全力想保护的战友加兄弟被活生生地迫害致死，周恩来的悲愤可想而知。这种悲愤之情，一直回荡在周恩来的心间。正如邓颖超在看过薛明写的反映贺龙被害情况的报告《向党和人民汇报》后对薛明所说的那样：“如果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老总去世时，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301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