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张春桥等人的作梗，一直到1974年11月，陈丕显才被解除隔离放了出来，但组织生活、工资待遇和工作还迟迟不予落实。此时，周恩来已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在邓小平的干预下，直到1975年9月，他们才极不情愿地安排陈丕显出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周恩来积极为贺龙冤案平反作准备。毛泽东拍案而起：“我看对贺
龙同志搞错了。”张春桥故意压住不向政治局传达。贺龙骨灰安放仪式
上，周恩来在滚滚泪水中发出了憋压在心中6年之久的悲怆
对贺龙元帅冤案的平反也经历了异常艰难的历程。
贺龙元帅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蓄谋打倒的。1967年9月，中央文革一伙操纵的政治局碰头会作出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并成立了“贺龙专案组”。康生亲自抓这个专案组。
康生说：“贺龙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二变’的问题。”
所谓“二变”，完全是强加在贺龙身上两项莫须有的罪名。
一是所谓的贺龙在1966年搞“二月兵变”。
1966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商借房子。后考虑到部队住学校不合适，这个团就住到了郊区的一个靶场。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大学有人追求“惊心动魄”，贴出了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这时，正是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康生为呼应林彪，抓住这张本来是捕风捉影的大字报，不经任何调查就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这个善于经营诬陷勾当的造谣专家后来还说：贺龙“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二是所谓的贺龙在历史上有“叛变”。
1967年2月，原国民党官员的一个子女给中央写信，诬告贺龙1933年向蒋介石乞降，并与国民党特工熊贡卿接头，商谈叛变活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