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们那一派的人也有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按：指七·三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按：指七·二四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泽东的批评和警告是很有分量的。两天之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7月28日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人的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要点》发到全国。毛泽东的谈话迅速地传达下去，有力地保证了“七·三”、“七·二四”布告的贯彻执行，制止了对铁路交通更大规模的破坏性行为。此后，全国局势日趋平稳，铁路交通运输日渐恢复正常，运输生产逐渐回升。到1969年，铁路运输产量全面回升。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铁路交通是重灾区。在文化大革命最为混乱的前三年，为了维系铁路交通，周恩来可以说是历经千辛万苦，费尽了心血。尽管在那种无政府主义行径极端猖獗的特殊历史氛围中，再加上林彪、江青一伙在一旁的刁难和干扰，周恩来的某些努力和措施一时难以奏效，但他从未气馁，从未停止过努力。这种韧性、持久而又痛苦的努力，正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许多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老同志回想起来都感慨万千：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韧性、艰苦的努力和百般抗争，全国铁路交通混乱甚至瘫痪到何种程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后果，我们今天是很难想像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深谙经济的陈云同志的这句话，正是从这样的意义层面准确而恰当地揭示出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定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