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又何尝不知道铁路运输部门的难处？他对谷牧说：“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常委讨论决定。”少顷，周恩来又深为忧虑地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些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为了减缓大串联给铁路运输带来的混乱和压力，10月下旬至11月初，周恩来又接连指示起草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的紧急通知》和《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的通知》两个文件，要求铁路部门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全国各地的学生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联，以保证必要的生产物资的运输。然而，就在周恩来积极采取措施制止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时，中央文革一伙却在背后煽风点火，把铁路交通的混乱势头推向巅峰。11月10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操纵一部分工人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在上海北郊安亭火车站强行卧轨拦车，制造了京沪线交通大动脉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慨。他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绝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代表中央文革前往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却置周恩来的电告不顾，背着上海市委，擅自承认王洪文等人的卧轨拦车行动是革命行动，“工总司”是合法组织。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开了全国冲击铁路、中断运输的恶例。
12月30日，张春桥、王洪文等又在上海制造了全国的第一场大武斗——康平路事件，使上海的铁路交通更趋混乱。从30日凌晨至31日的26小时中，上海站停开客车26列，停开货车38列；有22列货车阻于途中，不能进入上海站。一个星期之后，又是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策划下，上海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如果说，红卫兵大串联的狂潮仅仅给铁路交通带来影响，那么，随着1967年1月上海夺权而波及全国的夺权恶浪迭起，全国的铁路交通就近于瘫痪。铁路运输生产出现了十年动乱期间的第一次全面的大幅度下降。和其他部门一样，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大批领导干部在甚嚣尘上的“夺权”声中被揪斗，铁道部长吕正操被造反派揪走不知去向，各级领导机构相继陷于瘫痪和半瘫痪；各铁路站段的职工或分裂成两大派，派性武斗不止，或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四处串联，停产闹革命，许多铁路站段的工作陷于停顿；保证铁路运输生产正常进行的各种规章制度，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有的被砸烂，有的无法执行，一直是集中管理、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处于无政府状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