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给他们做思想工作的，也是给他们鼓气的。受了不公正的批判，心里有冤屈，但不能因此就不抓工作了。因此，周恩来反复强调说：要想开一些，要想通。个人受点冲击，受点委屈不要太计较。那个时候坐牢砍头都过来了。现在各行各业红卫兵要去冲，运动要进入工交系统，这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势不可挡，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周恩来的意思是要大家变被动为主动。否则，老是处于被动状态，非但有可能被冲垮，而且对工作不利。周恩来还说：回去要组织生产班子，把懂得生产的人、生产积极分子、老工人都吸收过来，把生产搞好。会上，周恩来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回去后要注意抓好农业生产，说：不搞好农业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搞乱了农村、农业这个基础就要动摇，我们的国家怎么办？然而，4天之后，林彪又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指示》提出：农村社队可以建立红卫兵组织，社队之间可以串联，学生也可以到乡下串联；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实行大民主。这一文件的下发，推翻了中央在9月份下发的《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烧进了广大农村。林彪在会上还指责主张农村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派工作组是同一个精神，都是不相信群众。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社论称：在工矿企业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搞不可，非大搞特搞不可。工人群众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阶级应该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联。
周恩来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试图阻止“文化大革命”进入工厂、农村，以减少运动对经济建设的冲击。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挡住。周恩来没能阻止“文化大革命”进入工厂农村，但他并没因此而停止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相反，在“文化大革命”全面踏向工农业生产领域后，他对国民经济这一关系到共和国生死存亡的大关抓得更紧了。他继续在艰难的处境中与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各种行径作各种形式的斗争。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国民经济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由此，笔者不禁想到，有人说，周恩来当初为什么不拍案而起，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如果周恩来当初这样做，也许“文化大革命”就发动不起来呢！这话只能是不了解具体历史的人的一种不负责任的猜测和假设。真正深入到当时具体历史的复杂关系中，这种猜测和假设就很难说出口，更谈不上有理由站住。就拿工厂、农村搞不搞“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文化大革命”来说吧。在这件事上，周恩来一开始就态度十分明确：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搞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不主张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并为此作了各种努力。但是最终也没能挡住。其中原因，错综复杂，读者看了上文，自然会悟出一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原因不是周恩来反对不反对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