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毛泽东批：此件不发。显然，这个通知的精神不对毛泽东的思路。运动刚开始，毛泽东不希望对运动有太多的限制。他怕运动又出现派工作组时的“冷冷清清”。运动初期，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打算也不太清楚。他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员，拥护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反修防修的良好初衷来考虑的。但他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总理，还有一个基本的务实态度，那就是革命也要吃饭。命要革，修要防，国家的经济建设也要搞上去。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好不容易才完成，经济形势终于从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开始走向好转。
1966年，国家将正式执行被推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因此，此时此刻，周恩来的思维触角全部聚集于如何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基础上，更好更平稳地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以实现他早就提出的“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对这个宏伟目标，毛泽东也很兴奋，并一直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然而，此时毛泽东的思维焦点是徘徊于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他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决意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这种危险。其他一切工作要服从和让位于“文化大革命”这一中心工作。当然，毛泽东也没预料到“文化大革命”会像后来那样搞成乱得难以收拾，也没料到林彪、江青一伙会利用“文化大革命”。所处的位置和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对问题的想法也就不一样。周恩来从一开始就担心“文化大革命”会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冲击，而且希望运动不要影响国家的经济建设。他想，这希望也应当是毛泽东所赞成的。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和生产两不误嘛！
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虽然重提阶级斗争，但又同时指出：切不可以因阶级斗争妨碍经济调整工作，请各地区、各部门务必注意。要记取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因此，对于毛泽东不同意批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周恩来虽然不是很理解，但也没有想得太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