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再努力，试图将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于生产领域之外。江青指责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批评周恩来“大错特错”。周恩来牢牢把住国民经济生死关，愤然反击：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
1967年2月20日凌晨，中南海西花厅。高耸、威严的红色院墙，没能抵挡住从塞外呼啸而来的西北风。凛冽的寒风夹裹着砂土在窗外肆虐地飞舞。刚刚从毛泽东处谈完话回来的周恩来伏在案头，圈圈点点地在阅改着一份文件。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眼下农村春耕生产即将开始，希望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动员一切力量，搞好春耕生产。信中还指出：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广大群众应该谅解和支持他们。建议你们立即召开一次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布置春耕生产工作。
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要大力支持、帮助春耕工作。周恩来圈改完最后一个字，随即在信的空白处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请你将这一修正稿即送主席审批，批后重新印发，并登报。周恩来按铃叫来值班秘书，吩咐立即把文件送走。周恩来直了直疲惫的身躯，布满倦容的脸上思绪重重。围绕着是要“革命”还是要生产的问题，周恩来与中央文革一伙的新的一轮较量又即将开始了。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为了尽量减少运动对国民经济的冲击而造成的损失，维系最起码的国计民生，周恩来费尽心血，已经与林彪、江青一伙及一切破坏经济建设的行为进行了多个回合的较量与斗争。狂飙突起，周恩来接连制定了两个文件，试图对运动作出某些限制，但都没能“令出中南海”。
按照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和一些党政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却出现“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向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蔓延的势头。针对这种态势，周恩来主持制定了两个文件，试图对运动作出某些限制，但均遭到中央文革康生、江青等人的反对。8月下旬，当风起云涌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危及到工农业生产和各级领导机关的正常业务工作时，周恩来指示陶铸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重要站段、港务局和码头、尖端企业和科研部门、中央和各地的银行、大电厂、城市重要公用事业机关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列为“要害部门”，“必须坚决进行保护，对这些要害部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加强领导，使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政治可靠的人手中。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当主动地向广大红卫兵和群众进行教育，劝他们不要去冲击这些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应依法处理。”8月26日，陶铸将通知草稿送周恩来。周恩来阅改后批示：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康、富春、江青核阅。退汪东兴办。不料，江青看后却提出：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至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