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5月2日的《人民日报》报道：5月1日中午12时半，毛泽东和林彪乘坐敞篷汽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而后又来到中山公园，同首都三百万群众，一起欢度五一节。在毛泽东和林彪乘坐的敞篷车后面，分乘三辆敞篷汽车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等。“大闹怀仁堂”的一些老同志没能与毛泽东一起游园。对此，王力是这样分析的：“五一节上午，主席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了几个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张、姚被主席派到济南去了），坐敞篷汽车见群众，因为事先没有布置，人太挤，汽车开进中山公园就被包围，无法继续前进，就回来了。主席不要其他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参加，以上面这些人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主席那时一面叫一些老同志上天安门，一面又怕模糊了‘界限’，另搞了这个。”王力的分析权且仅作参考。但是，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毛泽东虽然与“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开了团结会，前景却并不是太可令老同志乐观。这种局势的微妙和复杂，有些老同志可能未必明白，但周恩来看得比较清楚。因此，5月5日，五一节刚过，周恩来给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告李富春）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警告”信。信中说：“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重犯过去“错误”，否则，“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甚至“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周恩来所写信“警告”的这5位老同志正是没能参加五一节上午毛泽东召集的游园活动。周恩来的这封信，类似前面提到的周恩来秘书周家鼎回忆的，周恩来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告诫副总理和老帅们说话要小心谨慎、不要让人抓住把柄的那封信。仅此，周恩来对这些老同志的呵护跃然纸上，可敬可叹。王力对毛泽东当时复杂心情（既让这些老同志上天安门，又没有把他们完全放入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推测，昭示了林彪、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的内心盘算。周恩来对这些老同志的担心和忧虑也就是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心理盘算。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的这种担心和忧虑并非多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