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前，周恩来找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位军委副主席商量，说由于三支两军是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这次开会，就着重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教训，以利改进工作，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会议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在会上煽风点火，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再一次围攻参加“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就在林彪、江青一伙对这些老同志的“错误”无限上纲、妄加罪名时，4月24日，周恩来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在他亲自起草的讲话提纲中，把“二月逆流”写为“二月的乱子”。认为：此事“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主观上是拥护主席”，“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以帮助”。“几位同志（指参加“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的自我批评，也算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希望你们既能沉得住气，一知错就改，又能勇于负责，把各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当然，周恩来对这些老同志能够加以保护，毛泽东的默许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条件。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虽然严厉地批评了“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但对他们还是有感情的，绝无打倒之意。
4月29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室召集周恩来和被指责参与“二月逆流”的老同志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开了一个团结会。关于这个团结会存在不存在，目前党史界还有争议，说法不一。有的说有这么一个会，有的认为没有这么一个会，还有的干脆回避这个问题。笔者根据有关档案材料和最近有些老同志的回忆，专此作了一些考证。“文革”期间在李先念同志身边任秘书的蒋冠庄、郝志学回忆：“4月30日晚，毛主席在比较了解怀仁堂会议的实情后，曾把‘二月抗争’中的几位老同志找在一起，表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说他们是搞阳谋，不是搞阴谋。”
1959至1972年在陈毅身边任秘书的杜易回忆说：“1967年4月29日下午3至5时，毛泽东邀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到他的住处聚会。这是毛泽东2月给陈毅回信说‘见面有期，稍安勿躁’以来，陈毅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查1967年周恩来的工作台历，有这样的记载：4月29日下午3时，主席在118室开会。据此，笔者认为：团结会是存在的，只是时间不是一般所认为的4月30日晚上，而是29日下午，地点不是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而是在人民大会堂118室。团结会意味着毛泽东对“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的气头已基本过去了。五一节在即，按惯例，在京的党政军领导人在五一节那天要登上天安门“亮相”，与首都人民同欢。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岁月氛围里，这样重大的节日能否有资格上天安门，成了判定某个人有无“问题”的显著标志，关系重大。一般来说，这个人能参加这类活动，名字一见报，就意味着此人政治上没什么问题，不在打倒之列。周恩来抓住团结会的机会，草拟出五一节上天安门观礼的党政军负责人名单送毛泽东批准，所有因“二月逆流”受指责的老同志都在这名单之中。5月1日晚上，这些老同志都登上了天安门，与毛泽东等一起同首都群众欢度五一节。次日的《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尽管这样，这些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还是被认为犯了严重的错误。在毛泽东的心中，那些“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还没有回到他们“大闹”前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