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任中央警卫局负责人的李树槐曾回忆说：1967年批所谓“二月逆流”之后，一次，一批红卫兵聚集在中南海的西大门，叫喊要抓谭震林，把大门敲得咣咣响。我那天正好值班。大约在八九点钟的时候，他们把大门冲开了，人也冲了进来。我们派了一个连在门口堵住，使他们不能再往里进。我打电话向总理请示，总理说，你让那个头头接电话。总理问他叫什么？能否负责？那人说能。总理就对他说：马上把人都撤出中南海去，如果撤不走出了事，你要负完全责任。下午3点，把你们的负责人都找来，我在西花厅接见你们。结果这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放下电话吹起口哨，大喊向后转，把人都撤出去了。下午3点，总理真去接见他们，我也跟去了。总理对他们苦口婆心讲了半天，最后才把问题解决了。当时担任周恩来卫士的乔金旺谈到了周恩来保护谭震林的另一个细节：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批谭震林。一开始，造反派倒还守规矩，可中间总理有个电话，离开会场去接电话。造反派一看总理走了，就上了台，开始动手动脚，又是让谭震林低头，又是让哈腰。总理接完电话回来一看，很生气，批评造反派说：“你们这像什么话！我们事先达成协议了嘛，不许搞体罚，不许侮辱人格的嘛！我还在场嘛！”慑于总理的威严，造反派只好从台上退了下去。对因“二月逆流”受冲击的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说，是“再三地保”。3月21日凌晨，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一造反派提出：“我们要把炮轰李先念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周恩来气愤地回答：“你如果非要问我，我告诉你，我是不主张大字报上街的。但我是难以限制你们的，现在是大民主嘛！现在街上许多大标语，并不都是我同意的。李先念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还信任他嘛。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的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财贸口要开李先念同志的检讨大会，我一定要参加。”同日晚上12时，周恩来接见邮电部、交通部、铁道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各部党组成员。有群众代表问：“外面大街上贴出了打倒余秋里、炮轰谷牧的大标语，这是怎么回事？请总理解释一下。”周恩来说：“群众写大字报嘛，我怎么好下命令叫群众不要写呢？有些口号我不能干涉，但是我是不能同意的。有些口号绝对化。有人也贴我的大字报。只要是善意的，即使有些过头也不要紧。蒯大富也贴过我的大字报嘛！”又有代表问：“有人说李先念、余秋里、谷牧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搞不清楚。”周恩来说：“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够带他们到这里来开会吗？要实事求是，不能像外国记者那样去相信外面的大标语。”“对他们的错误可以批判吗？”“批判错误可以，要打倒他们我不同意。现在有人非要一批就倒，批判不一定就要打倒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