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情形下，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正面冲突，批评“文化大革命”，导致毛泽东的不满且不说，更不利的是会给随时都想置老干部于死地的野心家提供在毛泽东面前挑拨是非，并借机打倒老干部的口实和把柄。如果这样，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将落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手中，他们更加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到那个时候，代表党内正义力量的老干部想与他们作斗争，也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一旦被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打倒，即使有幸生存下来，也失去了合法的斗争权力。像李富春、陈毅、谭震林、聂荣臻、李先念、徐向前、余秋里等，是周恩来在动乱中与中央文革一伙周旋、斗争，维系党和国家工作基本运转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和得力助手。周恩来就是担心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因一时不慎，被中央文革一伙抓住把柄借机打倒，那他就真正成了“光杆司令”，只能孤军奋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周恩来正是基于如此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的冷静分析和估量，从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着想，从党和国家的利益着想，以超群的胆识和智谋，选择了一种不知要比拍案而起艰苦多少倍的迂回的、曲折的、韧性的、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斗争方式。同时，他也希望在他身边工作的老同志也能够采取这种斗争方式，以保存足够的力量，与林彪、江青一伙抗衡，以便共同支撑这个危局。周恩来的许多举动都表明了他的这一良苦用心。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之后，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操纵下，极左思潮泛滥， 出现打、砸、抢、抄、抓的违法行为，到处揪人、武斗、夺权，弄得人心惶惶，朝不保夕。许多老同志包括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越来越大，不时流露出一些愤懑情绪，有的人按捺不住，不顾场合地大发议论。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焦急，生怕这些老同志发泄不满，会带来麻烦，他就很难为他们说话、“保驾”了。他亲自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只能因势利导，发气无济于事。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节外生枝，增加文化大革命的困难，不要被人抓住把柄，造成被动。要他们“戒慎恐惧”，遇事三思……他嘱我亲自送给几位老同志看，一定交给本人，不要转手，阅后由本人签字带回。我拿着信先后到过陈毅、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同志那里。他们看过信后，深受感动，有的人掉了眼泪，认为这是总理在那非常时期，对他们的最大关怀和爱护。遗憾的是，这封信签名回来周恩来看过后，就被销毁了。不过，在档案部门沉睡的几万件档案中，还保存着这样一封周恩来的亲笔信，同样反映了周恩来的类似苦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