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多来，一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是不好的，不能依赖的，应当一律打倒。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切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要把干部一概打倒的观点，就是抹煞17年来的基本事实，就是否认17年的伟大成就。社论还强调：革命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而且他们能够成为当前夺权斗争中的领导力量。现在，必须有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核心领导，才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战斗任务。经验证明，这些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核心领导，他们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就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夺权斗争，就能比较快地把权真正掌起来。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反之如果排斥革命领导干部，就不能建立强有力的核心领导，就会形成群龙无首，各自为政。周恩来阅改后，送毛泽东批发。并注明：主席：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妥否，请予批示。毛泽东用粗粗的铅笔在“主席”这两个字上重重地划了一个圈，而后批道：退总理。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再则，以后重要的社论都应这样做。写完后，毛泽东又在“重要”二字下面重重地加了两个圆点。接毛泽东批示后，周恩来致信陈伯达、王力：现将红旗社论和主席批语送上，阅后请退还，拟即付印，发参加怀仁堂碰头会各同志。定下星期一（二十）晚间讨论。如何，请告。3月1日，该社论由《红旗》杂志正式发表。这篇社论的发表，对广大干部是一个保护。由于周恩来的坚持和斗争，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领导权在夺权狂潮中没有被夺，基本上还是掌握在党的手中；一大批领导干部也得到了保护。这样，就避免了夺权狂潮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更大的损失。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的斗争，死死把住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大权，后果和局面将更加不堪设想。毛泽东的预言失灵。周恩来实施军管。林彪阴阳怪气地说：军管如果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号召夺权后，毛泽东曾说过：今年2、3、4月看出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毛泽东说的“看出眉目”，就是设想在1967年2、3、4月间建立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当时，毛泽东预计在1967年底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
然而，夺权后的局面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预计和设想发展。由于造反派之间在夺权过程中争权夺利，派性急剧发展，“大联合”、“三结合”迟迟实现不了。实际上，到1967年底，全国才成立了9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夺权后，非但没有迅速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而且社会秩序更加趋于混乱。对周恩来来说，他忧心的首先是国家的经济工作怎么办？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国来说尤为如此。夺权后首先面临的经济工作就是广大农村的春耕春播。而当时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地、县被夺权后，处于领导干部被打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工作无人抓的状态。那些掌权后的造反派不熟悉经济工作，也不顾经济工作。工业、交通等经济领域也是如此。怎么办？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下令对一些局势混乱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及重要的企事业单位由军队来实行军事管制。人民解放军是当时全国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的力量。
1月25日，针对民航系统的混乱，周恩来嘱秘书告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掌管。
1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2月18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说：如果造反派在夺权中把监督业务变成管理业务，争论不休，中央就要考虑采取别的办法。这是周恩来对造反派的警告。“别的办法”就是军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