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周恩来与江青等参加“左派”学生、机关干部“文化大革命”形势座谈会。周恩来说：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领导权，还是监督为好。然而，江青却当着周恩来的面公然说：业务权不懂也要夺，业务可以慢慢学嘛！1月21日，周恩来接见二机部造反派代表和该部的副部长。他对副部长们说：夺部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对生产、财政只能行使监督权。你们要好好工作，不能松懈。周恩来又告诫造反派代表，说：对领导干部不能揪来揪去。1月22日，周恩来在全国各地来京群众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有些单位不能采取夺权的形式，如军队、战备工作部门等。1月25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代表。周恩来重申：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不能把“长”字号的领导干部都排斥，要留一些“长”字号的，保证业务畅通。有代表提出：要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印章和牌子。周恩来火了，批评说：你们怎么对印这么关心？你们以为有印我就能批准你们吗？你们夺了牌子有什么用？牌子可以当柴烧。你们怎么把夺权看得这么简单呢？要抓政治嘛。夺权是件严肃的事情。你们可能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径不一致，你们不能要求一切都一致。你们给我贴大字报没有关系，我不会计较这一点。外贸学院的一名学生提出《前进报》（注：当时的红卫兵小报）出报没有纸张，要求进口一点纸。周恩来说：我不同意，自力更生嘛！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点东西、一百元钱都没批过。周恩来还告诫说：不能自由捉人。不打招呼，随便把那些部长揪走，这不是我们提倡的办法。现在抓人成风，游街，好像这样就能把革命搞成功了。商业部的一名代表说：部长们现在都靠边站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