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我现在已在铁路局，我们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陈丕显深受鼓舞。陈丕显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并采取了一些措施，稳定上海局势。然而，此时的周恩来万万没想到，一伙阴谋家在上海策划更大的动作。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摆着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架子回到上海，找徐景贤和“工总司”的几个造反派头头谈话，策划夺权。同日，上海《文汇报》夺权。次日，上海《解放日报》夺权。张春桥1月5日在“工总司”造反派头头会议上鼓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打倒。”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导演下，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揪斗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还把全市几百名干部揪到会场陪斗。大会发出三项通令。《第一号通令》说：“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第二号通令》说：“陈丕显必须在7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第三号通令》说：“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1月6日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相继建立了“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派联络站”，全面夺取了上海市党政财文的领导权。在对待上海市委和处理上海局势的态度上，周恩来与张春桥一伙是截然相反的。然而，在这次较量中，张春桥一伙成了“胜利者”。1月8日，人民大会堂118室。毛泽东在此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肯定了上海的夺权活动。散会后，周恩来步履沉重地走出118室。他在思考着新的对策。1月16日，毛泽东召集小范围的常委扩大会，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同日，《红旗》杂志发表王力、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人民日报》同日转载。文章提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还高度赞扬上海的夺权，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文章说的“夺权”包括夺党权、政权、财权、文权。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号召全国全面夺权。此后，全国范围的夺权狂潮如疯似癫，席卷而来。周恩来据理力争：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领导权不能夺。江青当着周恩来的面公然说：业务权不懂也要夺，业务可以慢慢学嘛！对于这场全国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周恩来本来是不赞同的。这从前面他在对待上海问题上同张春桥一伙的分歧与较量就可以看出。无奈，毛泽东支持夺权。对于这场夺权运动，周恩来也是缺乏思想准备的。《红旗》杂志号召全国夺权的评论员文章事先也没给周恩来阅看。周恩来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多次说过：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搞全国自下而上的夺权，恐怕也要算是周恩来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然而，既然夺权运动已成为难以改变的事实，而且汹涌而来，挡是挡不住的，也不可能挡住。周恩来说：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因此，周恩来挺身而出，迎接这股汹涌而来的浪潮，并设法驾驭它。周恩来很清楚：毛泽东支持夺权并不是像中央文革一伙所要求的那样。但中央文革一伙又利用毛泽东支持夺权来实现他们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夺取党和国家更多领导权的阴谋。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一方面表示支持夺权，但同时又强调：夺权，只是夺各单位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生产业务权、党委领导权不能夺。而且明确规定了有些部门不能夺权。而中央文革一伙则主张全面夺权，夺一切领导权。对待在夺权中的“当权派”，周恩来认为要一分为二的分析，而且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好的，不能一概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以打倒。即使有些干部有“错误”，要打倒一下，也应当是“烧而不焦”。中央文革一伙却希望把老干部打倒得越多越好，而且要“烧而焦”，要置于死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