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胡说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是从帝国主义那里乞讨和平。当然，这是造谣中伤。我们不依赖恳求，而是依赖我们自己的力量。甚至连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领导人也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世界上新的力量的对比……
“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我们一向遵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这是一个好的基础，而且我们希望看到普遍地用战争以外的其他方法来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给人们以更大自由，给人民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制度将在最后的争论中取得胜利……”
4月7日，赫鲁晓夫在布达佩斯攻击中国的讲话，由中国外交部用电传发送到了在武汉的毛泽东的手中。
4月9日，赫鲁晓夫在布达佩斯再次对中国的领导人进行了最为猛烈的攻击。他在又一次讲话中把中国领导人说成是“一边是用左派的、超革命的词句作为掩盖的人，一边又宣布他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忠诚的人，实际上这些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却滑进了托洛茨基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泥潭中”；他还谴责中国领导人“不负责任地拿千百万人的生命来进行赌博”，“企图把他们的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以及“企图把他们的新霸权建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上”。
赫鲁晓夫的这一讲话内容，自然也很快地传递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4月10日，毛泽东在洪山宾馆再一次接见了正在武汉访问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田里见一行，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地谈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显得心事重重，他再一次讲了中国党内的许多事和有关反修防修的问题：
“就在那年那年，指1962年。8月，我们讨论了整个路线，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开了一次十中全会，发表了十中全会公报。当时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即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即强调自由市场、自留地，把集体经济、社会主义市场放在第二位，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农民的自留地放在第一位。第三就是自负盈亏，小商人做生意要自负盈亏，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三自’。还有‘一包’是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不搞集体。当时是一股风，1962年很猖狂。
“中央联络部部长就主张‘三和一少’。他本来害病，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来了。此外还有统战部，一部分人主张把几个资产阶级政党在几年内改变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只是两个例子，其他还不止。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每个部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就有十几个人是修正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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