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荷兰和比利时政府决定，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不再惩罚医生主动帮助病人求死的行为后，德国也有很大部分人支持这样的行为，其中也包括一些开业医生。2004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约16%的神经科主治医生愿意在合法的前提下为病人提供主动的死亡帮助。这让克拉施克很痛心，尽管他同时也意识到，这至少证明他们真正开始正视濒死的病人。“我们以戴安娜·普若蒂的病例做例子”：这位英国女士患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这是一种重度的肌肉瘫痪疾病，她曾向法庭恳求得到自杀帮助，但是没有得到许可。当时各大报纸报道说，她将面临的会是种痛苦的窒息而死——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次呼吸她都无法免除痛苦。“实际上，被照顾得很好的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病人可以慢慢地被引入一种昏迷状态。他们可以走得很平静。”克拉施克解释说。戴安娜·普若蒂也是在没有巨大痛苦的状态下去世的，但是已经几乎没有人再对此感兴趣了。
随后，克拉施克又举出两组数据，它们之间有着灾难性的相互关联：在荷兰，大约有90%申请安乐死的病人患有癌症。衡量对这些病人进行镇痛治疗的治疗效果的一个标准就是吗啡的使用量。为了能够减轻所有这些病人的痛苦，——按照癌症的平均死亡率计算——，医生必须在每百万人口中使用80公斤的吗啡。在奥地利，现在的数字是70公斤，法国为42公斤，德国为18公斤。在荷兰这一数字曾经常年低至10公斤。直到2000年荷兰实行姑息镇痛医学改革之后，这个数字才不断提高到现在的水平。
那么临终关怀运动和姑息镇痛医学是寻找一个符合时代特征的Arsmoriendi的答案吗？临终关怀运动发展到今天，开始出现一种将这种被陪伴的死亡光荣化的倾向。美好的死亡看上去是一个过程，一个可以“成功进行”的过程。有些陪护人员给自己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如果一个病人没有按照他们对美好的死亡所设想的那样死去，他们就会有种失败感。出版家赫尔曼·施莱博对此警告说：“这种对于死亡的‘可塑性’的新的神话并不能将美好的死亡带给我们。”现实一点儿来看，最好的疼痛治疗和全套的临终关怀医院的照顾依然无法减轻所有的痛苦。此外，因为病人常常对自己的身体失去控制，他每天都无法避免地会有种受到侮辱的感觉。舍温·B·努蓝德写道：“我很少在死亡的过程中找到尊严。一旦我们的身体抛下我们不管，对于尊严的努力也就失败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往往很难使死者的灵魂与死亡本身和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