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们的祖先不同，在最后时刻来临前的很长时间，我们基本上就可以预测到自己死亡的来临；尽管如此，我们却并没有发展出一种现代版的Arsmoriendi。一种通用的、对正确死亡的带有精神基础的理解不再存在——这大概也是因为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对“死亡之后”的设想。对于人在肉体死亡以后的继续生存问题，西部德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还相信，而在东部德国，五个人里只有一个人还相信有这么回事。今天，我们不再盼望“美好的死亡”，而仅仅只是希望一种没有痛苦的终结，往往病人还希望能在家里被家人和朋友们照顾着走向生命的终点。而死亡在现实中往往是另外的样子：每五个人中大约只有一个人是死在家中的。在城市中，大约90%的人会在医院或养老院里结束他们的生命，在农村，这个比例是60%。
临终前，病人往往是被陌生的医生和护理人员包围着。医护人员的换班时间和医院员工办公室的钥匙往往能左右病人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节拍。在医院里，亲属和朋友往往变成了隔着篱笆墙的客人。他们和濒死的病人一样无助地面对着他身体的不断衰弱和其他伴随而来的各种来势汹汹的痛苦；而这和我们模糊的、多多少少有些幼稚的对“在尊严中结束生命”的设想完全不相符。
对于活着的人来说，这种状况让人觉得受到了威胁。“我认识一些人，他们没有办法去关心一个濒死的人，”社会哲学家诺伯特·埃利阿斯在他的散文《关于临终的寂寞》一文中写道，“这些人抱有某种心理补偿性的‘不死的幻想’，借助这种幻想，他们将自己童年时对死亡的极度恐惧成功地压制在看不到的地方。而接触濒死的人则会弱化他们这样的幻想，让他们感觉受到了某种威胁。这样的弱化则有可能使他们清醒地再次意识到那种对死亡的强大恐惧，（……）而这是他们无法忍受的。在这里，人们面临的是我们的时代里一个普遍问题的极端形式——即当临终的人与他们周围的人告别时，人们往往无力给他们在此刻最需要的那种帮助和关爱——因为另一个人的死亡会是对自己的死亡的一种提醒和警告。看到一个濒死的人会瓦解人们用于抵抗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是人们为了抗拒对自己的死亡想法而建立的保护墙。”
人们还希望能尽可能地不让孩子们看到病人的这种久病不愈和濒临死亡的状况。法国社会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描述了一种“秘密死亡”的状态：“我们的感官已经不能再承受痛苦和疾病带来的视觉和味觉信息；尽管这些在19世纪初期还是真实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今天，这种人类生活的正常的生理状态被从真实的日常生活中驱逐，并被驱赶进了卫生学、医学和风化道德的无菌世界里了。这个无菌世界完美的表现形式是医院和它的清规戒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