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克斯经常放学后从学校直接到临终关怀医院里来。他把书包放到角落里，陪贝波尔姥姥一起吃中午饭，然后再到医院迂回曲折的楼道里去探险。他仔细地听着各种声音和响动，像一个原始森林的研究者一样探究从这里的15个房间里发出的各种味道和其他的生命表现。很多房间的门都是开着的，这样病人们就不会那么无聊了。比如说，住在贝波尔姥姥对门的赛福特奶奶每次看到他时都会很开心。还有骚尔先生，最近有一次，他在床上几乎一动不动，菲利克斯都怀疑他是不是还活着。已经有几次，他看到有人去世时，护士和护工们在走廊里点燃蜡烛。每次当蜡烛点燃时，气氛总是庄重悲哀。有一次，他甚至在临终关怀医院里贝波尔姥姥的房间里过了夜，他睡在沙发上的一个睡袋里。菲利克斯很黏贝波尔姥姥。有时候他会在她身上寻找任何一种能够显示出姥姥的身体发生变化的标志。但是实际上他姥姥还是老样子，只是她现在头上戴一块蓝色头巾，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有头发或是带假发。
贝波尔·谈普林总是说：“没人能打垮我，我能做好。”她把疾病当作一种挑战，即使是癌细胞的骨转移吞噬了她全身的骨骼以后，她也是一样充满斗志。直到癌细胞转移到了头部，开始从头骨向眼睛里发展，以至于她看东西都是双影时，她才算是认命：“总有一天，人得服输，得把自己的翅膀展开。”但是展开翅膀并不意味着翅膀被折断了：尽管疼痛难忍，贝波尔·谈普林还是每天都起床，而且自己穿衣服。被褥随后藏身在一床床罩下面。为了能看书，她蒙上一只眼睛，这样双影就消失了。书架上放着希拉里·克林顿的自传和卡提亚·曼卡提亚·曼（1883－1980），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的妻子。（译者注）的《未记录下来的回忆录》，不过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看报纸。她一直在关注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谈普林太太不是职业妇女，不过当她的丈夫作为一家国际性的建筑机械设备公司的财务总监环游世界、赚钱养家时，她一直在为别人的利益努力着。生病前的最后那段时间，她一直照顾着申请避难的难民：“伊拉克，伊朗，斯里兰卡，哪个国家的难民都有。”她为他们找住处，找家具，为他们的孩子启蒙，陪妇女们去看妇科医生。能帮助别人让她很开心。但是让别人帮助自己呢？“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惩罚。”她说。
一个斯里兰卡的孩子一直在为谈普林太太祈祷。他每天都打电话来问她是不是好一些了。她笑着说：“那样就好了。我一直希望自己变老，因为我还有那么多计划。”但是她的软骨组织每天都在不断地散开，她的骨骼不断地挤到一起。她现在已经缩了6厘米。她的胸骨横向断裂，肋骨像游戏棒一样倾斜着。她常常有要窒息的感觉。她戴着一个硬的脖套，如果一个动作做错了，她就会难逃截瘫的命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