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后，贝阿塔·陶伯的情况极度恶化，她不得不住进医院，又很快被转到了姑息镇痛科。虽然在这里她能得到镇痛药，但是对于她大脑中的癌细胞转移所造成的眩晕感，任何药物都无能为力。她绝望了。不久以前，她还在自己的疾病中看到某种意义。现在没有了。“我觉得这一切非常不公平。我是一个特别可爱、特别懂事的人，我关怀他人。我不该遭到这样重病缠身的报应。”尽管她的各种状况都很糟糕，她还是强迫姑息镇痛科的医生给她进行化疗：“我真的想能再多活一会儿会儿，”她说，“像我现在这样猪狗不如的状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
她在护士长的怀里痛哭。她接受自己的疾病，接受死亡，但是她无法接受这样残忍的痛苦。她无论如何不想中断化疗。这是她最后一次路转峰回的尝试。“如果还是没有效果，我就只能放弃，等待死亡。”她说。现在学校里放假了，也许这对她来说正是个好时机。两个小女儿早就盼着到爷爷奶奶家度假，两个大孩子则盼着去滑雪。贝阿塔·陶伯逼着丈夫放孩子们出门去。杰西卡、伊莎贝尔、美拉尼和提摩对母亲住院已经习惯了。每一次她都能从那里又回到家里来。他们开开心心地和她道别去度假了。贝阿塔·陶伯却不认为自己还能再见到自己的孩子们。她感到自己不久就会离开了。可是她什么也没有对丈夫说。他则认为，她至少还能坚持几个星期。
孩子们走后，克劳斯·陶伯一个人在家。这天，似乎是受了某种灵感的驱使，他决定留在妻子医院的病房里过夜。他想，现在是交谈的时候了。到现在他们都没能好好谈谈。但是她的眼睛始终闭着。他觉得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他很清楚，她的时间不会太多了。那一夜过得很平静。第二天早上7点，护士摸了摸贝阿塔冰凉的手。她小心地说：“我觉得她的生命似乎在渐渐隐退。”克劳斯·陶伯没有把护士的这句话当回事。妻子的胳膊一晚上都放在被子外面，房间里又很凉，她的手自然是冰凉的。护士于是带他去休息室吃早饭。等他半个小时后回到妻子身边时，她已经停止了呼吸。
他大吃一惊。他多想再次把妻子抱在怀里，像对小孩子一样摇晃她，安慰她。但是躺在那里床上的已经不再是贝阿塔了。她曾经对他说过，如果她必须得走了，那她一定一个人走，这样她就不会觉得离别有那么难了。一切看来似乎都是她策划好了的：孩子们在度假，她的母亲在叙尔特岛度假，而他在最关键的时刻却坐在那里吃果酱面包。克劳斯·陶伯脑子里闪过的想法是：我们甚至没有再好好交谈过。录像我们也没有完成。没有道别，没有能让我回忆的最后一次美好的谈话。他多希望自己在贝阿塔走的那一刻守在她的身边。他本来要告诉她，他很抱歉自己过去常常撇下她一个人，尽管他的感觉告诉他，她早已原谅了他。他还想告诉她，他能照顾好孩子们，她可以放心地走，她不用担心他会缠住她不放手。他本想和她一起承担，直到最后一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