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后，贝阿塔·陶伯在家里为最后一次放疗作准备。她已经不能久坐了，她穿着牛仔裤和毛衣躺在沙发上。墙上贴着两个最小的女儿画的画，一个红色的和一个蓝色的天使，贝阿塔·陶伯把他们当作保佑自己的美好神灵。过一会儿她就得闭上眼睛歇歇，肿瘤已经压迫她的视神经，她看东西是模糊的，而且总是头疼。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相信自己可以影响自己的病。要让自己认识到这是一种错觉是很难的。“我学了这么多东西，改进了我生命中的这么多不完美的东西。我很感激，”陶伯太太说，“让人痛苦的是：这些我都不再能享受了。我曾经经历过的所有痛苦和匮乏，如果我还能有些时间去体会它们，我也都会愿意再次经历。”所以她还想再次斗争。在放疗过后，她还想再做一个疗程的化疗。但是她已经不再向自己承诺康复了。“但是也许我还能再‘榨出’半年的时间。”她希望。再过一个夏天，再和丈夫一起去一次海边。现在还不要死，等到秋天吧。
这期间她已经去过了墓地，看了自己将被下葬的地方。离别让她非常害怕：“我知道我丈夫会照顾好孩子们的，但是要放开他们让人难过极了，不能再留在他们身边支持他们让我非常悲伤。我原本希望自己能永远陪在他们身边。现在我每天要对他们说几百遍我有多喜欢他们。我十分需要把自己的这种爱深深地根植在他们的心里。我就总是觉得自己得到的爱太少了。”
陶伯夫妇从一开始就没有对孩子们隐瞒任何母亲的病情。这是贝阿塔·陶伯的一位治疗师建议她的，这位治疗师来自于一个叫做“凤凰”的专门为癌症病人家庭提供咨询服务的组织。但是看起来，所有的人似乎都没有真的想过她真的会死去。即使是她本人，在不久以前她也一样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您要想到：您是可能会死的，”治疗师曾经这样警告过她，“好好想想，您在此之前还想处理些什么事情，您想给自己的家人留下些什么。”他逼迫她去正视死亡——这对她来说太过分了，她还是相信自己必须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生命，好去拯救它。但是在最后这次不容置疑的诊断后，贝阿塔·陶伯希望自己能留下些什么：给孩子们写信，录下自己和丈夫的谈话，好让孩子们长大后还能再看到他们的母亲。她已经写好了几封短信，但是在写下这些自白的时候，她感觉到这些为自己身后准备的文字有着让人害怕的特性：就好像她已经不在了。她想再等等，等到自己不再这么虚弱时再继续。也许在放疗以后？或是在化疗以后？“应该还是会再好转的。”她说。
2月底，贝阿塔·陶伯结束了放疗疗程。她觉得自己情况很差，头疼得厉害。但是她不怀疑自己能够坚持到3月18日，她45岁的生日。她为庆祝会做各种计划，分配任务，开列购物清单。但是同时，克劳斯·陶伯却有种印象挥之不去，他感到自己的妻子在内心深处正在从他们的家庭生活里撤出去。她对他说：“对不起，我的病给你带来这么多痛苦。”他反驳她说，这不是她的错，而是他们两个人的命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