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须为你的孩子们斗争，”现在所有的人都对她这么说，“他们需要你。”她最小的女儿，杰西卡，那时候才3岁，伊萨贝尔5岁，美拉尼10岁，大儿子提摩11岁。她爱自己的孩子，想要留在他们身边。但是她问自己：谁会想到我呢？我生病了。没过多久她就再也不想听“你能行！化疗现在一点都不可怕！”这样的话了。“人们希望我乖乖地撑过整个疗程。可是我却已经跪在马桶边，不知道哪里是上哪里是下了。我简直想给所有的人一顿大嘴巴。”当她有一次中断了一个疗程的化疗时，她觉得丈夫似乎是唯一一个支持她的人。她明白，母亲害怕失去她。但是她也觉得，母亲本该安慰她而不是责怪她。她总能感到有一句话虽然大家都没说出来，但是一直在紧紧地包围着她：如果你真的愿意，你是可以健康起来的。
贝阿塔·陶伯认真研究了很多给癌症病人看的生命援助的书，题目大多叫：《再次健康起来》、《诊断希望：爱，医学和奇迹》或是《活下去！我患了癌症，但是又痊愈了》。所有这些书写的都是一些被正统医学放弃的病人是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治愈自己的疾病的。美国的一位癌症专科医生说：“您有力量帮助疾病肆虐，同样，您也有力量积极地参与您身体的康复过程。最重要的目标是，您要找到一种暗示，暗示自己改变自我毁灭的态度，从而积极地影响您的康复进程。”每天，贝阿塔·陶伯都会让自己躺下做三次放松练习。她冥想。她同自己的癌症说话，告诉它，它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有帮助的，因为她曾经有一阵很虚弱，而其他人很强大。但是现在她不再需要它了。她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健康计划”，每天她都多次设想自己的白血球是如何给癌细胞以致命打击的。一本书的作者很肯定地说：“在一个人认识到了自己拥有可以左右他的康复过程的能力之后，他就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感觉，觉得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生命。”
但是癌症并不肯把对她身体的控制权交出来：尽管有那些自我分析，癌症还是一点点蚕食贝阿塔自认自己身体最美的部分：她的一侧胸部已经被切除，她长长的金色卷发已经落光。她觉得自己身上手术留下的疤痕让她变得畸形变得丑陋，她开始有眼袋，有黑眼圈。她觉得自己的身体没有什么好的进展。在另一本书里写着，她的“斗争精神”是错的：“别跟您的癌细胞作战，您要接受它们。癌症是您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机会，它让您认识自己，开放自己。”最后，在绝望中，她去见了一位治疗师。这位治疗师宣称，只要她相信宇宙的治疗力，他就能帮助她自我痊愈。这次治疗在很短的时间内减轻了她的疼痛。但是病情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好转。
在这期间，她还是理顺了很多事：通过心理治疗，她在多年的沉默后终于又和自己的父亲和解了；并且她让自己占有欲很强的母亲知道不要对她要求太多。她的丈夫终于在汉堡找到了一个工作位置，他在这个家里也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她埋葬了自己对他的怨恨。自从知道自己患了癌症以来，他是她最重要的支柱，知道他不会抛下她不管让她感到非常安慰。当她感到绝望时，他有时会像对小孩子一样把她抱在怀里轻轻地摇晃她。在以前她是绝对不会允许他这么做的。她已经把自己认为癌症对她提出的所有要求都满足了。为什么她还是没有变得健康起来，就像那些生命援助的书里写的那些成功的病人那样？难道她向她的神灵祈祷的次数还不够，或是没有虔诚地相信宇宙的治疗力？她也许战斗得太顽强，或是不够顽强？
在她得知医生在自己的大脑中发现了癌细胞转移时，她除了悲伤和放松，还有第三种情绪蔓延开：那就是失败感。“我觉得自己像是魔法学校的学生。我自己招来的鬼怪我再也摆脱不掉了。连这么简单的事我都做不好。我自己这一辈子都没有真正做好一件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