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机下面的小柜子里，随手可以够到的地方，放着几盘录像带。里面有莉塔·舒弗勒作为被流言蜚语包围的受害者在电视里接受访谈的录像，有她为养老院的老人争取权利的录像，有她在两条街道改名的仪式上讲话的录像，那可是她极力争取来的。一盘录像带里记录了一位已经过世的教区神父，她一直很尊敬这位长者；另一盘则记录了她的小学老师。她自己的存在她也很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记录下来，好不致被人遗忘。在一个文件夹里记录着莉塔·舒弗勒的生命故事，她自己为后世的读者把文件按时间顺序编成了册：她在战后寒冷的冬天，她在学校操场上玩球，她作为新教徒接受坚信礼，她在英国一个家庭里做相互交换服务（AUPAIR）指为了学会一门外语，在外国人的某个家庭里操持家务。主人负责食宿并提供零用钱。（译者注），她在上舞蹈课和她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后面还能看到订婚和结婚仪式，再往后她的体力就不允许她继续编辑下去了。她认为自己很快就会死了。
早在9个月前，她已经为自己的葬礼拟好了客人名单，挑选了音乐和装饰用的鲜花。但是后来病情的发展放缓。现在她利用自己的高涨情绪来最后修改她的客人名单。“这件事一定要组织好。”舒弗勒太太说。听起来，她好像在准备自己加入企业50年的庆典仪式。“我觉得至少会来85个客人。”但是她在大多数日子里，白天都感到很难受，夜里更是难熬。她常常担心，自己的女儿没有了她会怎么样。最让她沮丧的是，现在她没有别人帮忙连洗手间都去不了了。她觉得自己梳短头发不好看，还有她也不喜欢自己肿起来的嘴唇，浮肿的身体；现在她已经能在自己的肋骨下摸到肿块了。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很多事都让人不免感到丧气。
“我真希望自己能睡过去，”她常常哽咽着这么说，“我希望一切不久就都能结束。”她盼望着她所爱的神父能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槛那里等着她。她已经和一切都结清了。
然后她鼓起勇气，给她的前夫打了电话。
他来了。他坐到她的床边的时候，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他一直呆到夜里1点钟。“我们就好像前天刚见过面一样。我原本害怕那些过去的指责都会被重新翻出来。但是情况不是那样的。我们一起谈话，一起沉默，一起哭泣。他让我拉着他的手。我其实早就应该忘记，应该原谅了。不该让这场战争一定要决出个胜负。我请求他原谅我这样做。我们和解了。我们说到了我的女儿——不，我们的女儿以后该怎么办。他答应我要照顾她，要小心地对待她的精神和灵魂。不让她失望。”舒弗勒太太现在看起来很幸福，“我还是喜欢他。而他看到我把我们的照片挂出来也很高兴。”
几天后，在女儿生日的那天，舒弗勒一家又照了一张新的照片，照片上三个人一起冲着镜头微笑着。
那是美好的一天，莉塔—舒弗勒说。自从那次见面以后，她整个人都活跃起来；人们几乎都可以感觉到威尼斯的那个年轻少妇的那种随随便便，无忧无虑。春天来了，护士端来的茶温度正合适。收音机里卡洛·古尔特卡洛·古尔特（1939－），出生于捷克的民歌演唱家，人称“来自布拉格的金嗓子”。（译者注）在唱：“环游一次全世界，口袋里装满钞票……”“如果我能变魔术，又能走路就好了，”舒弗勒太太向往地说，“我真想能再多做些好事。”能够看到太阳照耀是多么有福气的一件事啊！她觉得自己好像长出了翅膀一样轻松愉快。而且，从她搬进临终关怀医院以来，她第一次起床了。她大大咧咧地穿过楼道去敲护士室的窗户，看到护士和护工惊讶的面孔她高兴极了。她只穿着睡衣和浴袍，坐在轮椅上，让人把她推到了医院附近街角的书报亭。她买了一本填字游戏杂志，因为看到那些等公车的、购物的和遛狗的人们而感到欣喜若狂。
“我真想能再回到真正的生活中去，”舒弗勒太太说，“现在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多出来了很多时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