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癌症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关系。但是为什么会是亚尼克和斯尔克？为什么两个人同时患病？这样有何意义？每一次当斯尔克·伯姆菲尔德和耶斯·巴瑙问自己这些问题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他们并没有开始为自己失去了几个人共同的未来而悲哀。他们行动：手术，化疗，复查。不左顾右盼，只不断向前。他们希望的是，她能死在后面。她觉得自己亏欠亚尼克这个儿子，还有小儿子尼科拉斯。尼科拉斯还不到2岁，他还能有权利要妈妈和哥哥吗？
在脑部手术后，亚尼克的运动机能受到影响。7岁的孩子又开始爬，开始重新学习走路和说话。他是个小斗士，他的父母很爱他这一点。他从不放任自己，难受的时候也不抱怨。有时候在游乐场上，别的孩子会辱骂亚尼克：你怎么这么慢？我们听不懂你说什么。说得清楚点儿！这时候亚尼克会说：“对不起，我得了癌症。”
与此同时，斯尔克也处于第一次手术后的恢复期，随后的化疗让她的头发都掉光了，但是也让她充满希望。“嗨，都习惯了，”她说话的语气好像在讲一种让人讨厌的花粉过敏症，“癌症现在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其实，人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这个家庭的命运现在是癌症的一部分。它不再放过他们。每一天是好是坏取决于癌症的各项指标和白细胞的数量。耶斯·巴瑙要安排病人去看医生，安排住院，接受治疗。他是跟医生去谈病情的那个人。有些事斯尔克根本不想知道。她把对自己和对亚尼克的责任都放在了丈夫手上。耶斯·巴瑙原本在一家制造牧场养殖业所需饲料的公司工作，但是他常常没法去上班。斯尔克需要他的帮助，她必须得让自己先强壮起来。亚尼克也一样需要他，尼科拉斯就更别说了。他还太小，还不能理解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少得保证他不受什么伤害。
有一段时间一切都还不错。这得感谢汉堡大学医院儿童肿瘤科的医生和护士，他们让亚尼克能过上一种近似正常的生活。在医院里，伯姆菲尔德一家认识了其他患癌症儿童的父母。有时候，一个孩子死了，所有的人都会一起悲伤悼念。在这个互相安慰的团体里，伯姆菲尔德一家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同医院的心理医生的定期谈话对他们来说也是种帮助。斯尔克不断将自己的病大事化小。她总是说，一切正常。她不想听见任何反对意见。
但是到了夏天，在让人害怕的在同一时间里，癌症在两个人身上又分别占领了更多的领地。斯尔克的胸部又长出了肿块，她必须马上住院。3天后，复查时医生在亚尼克的头部发现了赘生物。短短几个星期里，赘生物已经扩散到了整个头部。儿童肿瘤科的医生谨慎地说，现在从理论上说，有可能5年都没有什么事，但是也有可能孩子只还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可以肯定的是：亚尼克会死的。通过化疗，医生们只能将肿瘤和转移的癌细胞尽可能地控制住，让孩子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能走，能说话，能玩。当耶斯·巴瑙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妻子时，他感觉到她的生命意志在同一刻崩溃了。如果不能帮到她的儿子，那又怎么能帮到她呢？耶斯·巴瑙在同一天脑子里还转着另一个他妻子不知道的诊断。医生说，斯尔克·伯姆菲尔德可能不会活过圣诞节。斯尔克既不向她的医生，也不向她丈夫打听自己的病情。她只是说：不管发生什么，我决不能死在亚尼克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