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摘除后,伯恩特很肯定地认为,现在一切都以他的意志为准。他兴高采烈地接受放疗。每一次治疗都会离实现他的愿望更近一步。英格丽特·普莱瑟感到很惊讶:“其他人都很难受。可是我丈夫却欢欣鼓舞。”“我感觉好极了,”他说,“我的细胞卫士又开始活跃了。”英格丽特没有反驳他,但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她能感觉到。她看了医院里的宣传册,她知道这种肿瘤会在她丈夫的脑子里很疯狂地蔓延攻击。她在家里桌子上放了一本叫做“什么是脑瘤”的宣传册,可是伯恩特过了三个月才拿起来看。这以后,她觉得他变了,虽然他的斗志依旧。
又一个新的肿瘤开始生长。有几次,她听见伯恩特在跟朋友或以前的同事打电话时似乎快要哭出来了。他原来是一家保险公司的电脑专家。前不久,他提前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有那么多事是他想去经历的。他那时候绝望极了,根本无法相信自己生病的事实。为什么偏偏是他?有时候,他们一起躺在床上的时候,两个人会无声地流着泪彼此拥抱。
尽管有一定的风险,伯恩特·亚诺茨夫斯基还是决定参加一个研究项目。只要能活下去,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在那次出海旅行后不久,他中风了,一个好动的、快乐的人被无声的禁锢在半边麻痹的身体里。“我和我的英格丽特在一起时那么地幸福,”他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道,“我想继续和她一起过幸福的日子。”
但是现在他早已不能写字了。进入光火临终关怀医院的时候,伯恩特·亚诺茨夫斯基的状态让每一个护理他的人都不免会有疑问。这里的一个医生在一个月前就曾经诊断说病人已经没有知觉了。英格丽特·普莱瑟惊讶地反驳:这位医生认识她丈夫才很短的时间,而她自己每天都跟他在一起几个小时。她在社会局工作,请了几个月的大假。英格丽特很仔细地观察伯恩特。她不希望错过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她说:当他集中精神的时候,他的瞳孔跟平时的形状不一样,他的眼睛会变得清澈,会睁开。“晚上是我们的二人时光。我坐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爱抚他的脸,用他的手抚摸我的脸。”有时候,他会握一下她的手来回应她的话,轻轻地握一下或是重重地握一下。她能很清楚地感觉到这之间的区别。这是他表达自己的方式。
但是医生不相信伯恩特·亚诺茨夫斯基还能表达自己或是还能感知到什么。对于医生来说,他的握手只是一种反射反应。因此,医生和英格丽特·普莱瑟对伯恩特·亚诺茨夫斯基的病人意愿书有了不同的意见。在意愿书里,伯恩特拒绝接受延长生命的措施。英格丽特·普莱瑟很清楚,她不会让自己的丈夫插上呼吸机。但是进食呢?伯恩特已经什么也吃不了了。他妻子同意为他接上人工进食的胃管。但是医生的意见不同。这样的管子是为了延长生命的,按照病人的意愿这是不能执行的。只有给他输液以维持生命,才是没有异议的。医生说,英格丽特必须开始向她丈夫告别了。她是否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呢?医生隔着病床对她说,因为她觉得病人已经什么也听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