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病程中，她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在她的生活伴侣约根·杜泽前掉过眼泪。他很感激她这么做。实际上，这位退休警官没有一天不是在为她的一日千里的衰弱而暗自落泪。两个人都清楚地看出了另一个人的苦难。这是无法避免的，毕竟他们在一起生活。但是他们并不谈论这个话题。现在，在临终关怀医院里，芭芭拉·格罗纳已经不再有精力来隐藏她的无助的绝望了。
八个月前，她因为腰疼住进了医院，当时人们怀疑她患了椎间盘突出。芭芭拉·格罗纳是个物理康复师，她用自己坚韧的能量和上进心经营着一家诊所，业务蒸蒸日上。她一直以为，这种事业成功的代价是自己病痛的腰。但是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她患的不是腰病，而是不治之症：卵巢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腰椎和骨盆。在切除卵巢后，化疗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可是化疗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她对自己说，不要表现出软弱，她甚至拒绝了镇痛治疗。她通过力量训练来抗拒癌症，那时她想，“我要吃掉你”，但是现在“它在吞食我”。她一直在尽可能地拖延着进临终关怀医院的时间，当她真的跨过临终关怀医院的门槛时，她哭了。
每天早上护士安娜玛丽帮她洗漱时，她都会站在镜子前爆发出来。“我看上去像个非洲难民的孩子。”她抽泣着说。她的头盖骨触目惊心地从紧绷的皮肤下耸出来，这让她觉得从自己的脸上就可以看得到死亡。护士把她搂在怀里来安慰她。
下午的时候，芭芭拉·格罗纳又重新控制了自己。她不想病秧秧地躺在床上，她在沙发里坐直身体。“我是搞这个的，”她努力保持一种冷静的声调，“我知道得很清楚，下一步来的会是什么：今天我站不起来了，过不了多久我的双腿就该活动不了了。”后来她想从柔软的沙发里撑起来，她一次一次地张紧自己臂部的肌肉。可是它们已经瘦弱得不像样了！她纤细的手腕上的潜水表看上去像个硕大无比的玩具。再来一次：一，二，起！——但是她不过将身体撑起了不到一掌宽。唤人铃！她已经够不到唤人铃了！她落入陷阱了，她的呼吸急促，呼呼地喘着气。她一下子惊慌失措！以前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状况。现在，在她由于吸氧过多失去知觉之前，得赶紧给头上套一个纸袋。但是纸袋在桌子上，离她太远了。这时护士安娜玛丽来了。纸袋，安娜玛丽，快点儿！
从这以后，她就尽量避免坐沙发。后来的一天，她坐在桌子旁的轮椅里。她很紧张。这天下午她和一位同事有约，这位同事要把她的诊所继续办下去。为此有很多手续要办。当两个女人面对面坐下时，她们一起哭了起来。“我原来是可以和她成为朋友的，”芭芭拉·格罗纳意识到，“但是现在这也太晚了。这让我很难过！我总是试着做个好人，做牛做马地干活干到倒下去。我一年的休假从来没有超过过一个星期。现在，我的诊所走上轨道了，我本想轻松一下，我们本来想去旅行的，去意大利的加尔达湖，去楚格峰德国最高的山峰，海拔2963米。（译者注）。但是甚至这么点儿愿望我都实现不了了。”相反，仿佛为了嘲笑她似的，她的母亲，那个恶毒自私的女人，却从来没有病过。“一切都是这么不公平。就好像生命本身在推搡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