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有些病人能待上几个月，有些人却只待了一天；平均下来是大约两个星期。海茵茨·穆勒以为自己知道自己还剩下了多少时间。在一家医院里，医生在给他做出诊断那天告诉他，他还能活六个星期。现在五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做出如此精确的预言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不过这是经常的事。”佩特拉·安沃尔说。佩特拉·安沃尔是柏林“家庭关怀项目”的一位医生，这是一个由推行姑息镇痛疗法的医务工作者们组成的团队，他们在患者家中和临终关怀医院中照顾临终的病人。她缓解了穆勒的腹部绞痛和肿瘤转移引起的痛苦的呃逆。
本来，穆勒还可以没有什么痛苦地多活一段时间。但是他头脑里的那个医院医生的诊断每一天都会替他撕掉一张日历。佩特拉·安沃尔医生说：“他在不自觉地为了他的死亡而努力。他几乎不吃什么，水喝得也不够。他更多的是心理问题而不是肿瘤。而这些是我无力涉及的。”
起初的两天，海因茨·穆勒还在餐厅的长桌旁和大家一起就餐。他越过屋顶看着冬天的花园，研究邻居房间上的名牌，讲述他在铁路工作的一生，讲铁路如何从蒸汽机车变成了内燃机车。14岁那年，他从扳道工开始做起，后来做到列车员，调度。五星期前他最后一次坐火车去卡姆尼茨他妹妹那里。在那里他脸色蜡黄地下了火车。终点站到了。
穆勒悲伤地说：“一个人这么快就垮下了，这是你必须接受的事实。我不久前还在园子里砍松树呢。”另一方面，死亡也并不是不期而至的。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穆勒一直在做各种统计，他把这个习惯也带到了自己的私生活里。“我是一个平常人。根据统计，平常人一般会活到74岁。”他计算说，“我已经计划了死亡，现在只是比计划提前了两年。”正因为如此，他拒绝接受化疗。“我已经给自己买了最后一片产业——在墓园里。我已经安排好了我的葬礼，从目录里找到了适合我的安葬方案。火化的不同方式有些很有意思的区别。”穆勒说到这里变得活跃起来：“在柏林，葬在宝穆舒伦路比在鲁尔雷本的费用高，到东德的麦森去就能省下170欧元。在波兰能省200，在捷克省250。用火车运过去，火化，下葬，所有的加起来只要很少的费用。我跟我老婆说：你就把我运到捷克去吧，我无所谓自己在哪里钻烟囱。”意指人死后灵魂可以穿墙而过。（译者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