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进临终关怀医院的人知道，他在这里不会得到延长生命的救助。这里没有人工呼吸，没有起搏措施，没有成堆的机器。甚至没有白大褂。对于医生和护理人员来讲，这里也没有什么可以掩饰他们的无助和困惑的跳跃性处理，比如：再照一次X光，再作一次CT，再抽一次血。不一样的是，这里提供所有能让临终病人有所放松的帮助，特别是时间。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的医生说：“关怀有时候比药物要重要的多。如果有人坐在他们身边，那么呼吸困难就不再那么让人无法忍受了。”
很多病人在家里无法得到足够的医治，他们承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来到临终关怀医院，他们想要的常常只有一个：快点儿结束生命。在死亡前再次真正地生活——这是很多人已经无法想象的奢望。而当一个星期后疼痛减轻，头脑重新清醒以后，有些人又再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另一些人则不知该如何应对重新获得的时间。一位老人天天不耐烦地等待着自己的死亡，虽然他还能散步，还可以在他自己带来的风琴上演奏他最喜欢的曲子。韦格纳先生说：“我来这里是为了去死，为什么我还不死呢？”但是大多数病人还是在为了能多活一天而奋斗着。我印象中只有一位病人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安乐死：海纳·施密茨，一个少言寡语、头脑敏捷的广告商，患了脑癌。他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像拼图游戏的碎片一样一片片在剥落。其实海纳·施密茨完完全全不想死，但是他无法忍受自己有一天早上醒来后可能会不再知道自己是谁。
当飞机投下的炸弹把瓦尔特·舍尔斯家和邻居们的房子变成一片火海中的废墟时，他只有9岁。这个战争中长大的孩子出生在1936年。他随后在倒塌的房屋废墟中从围裙的花色辨认出自己的一个邻居，又挖出一只炸断的胳膊。这些给他留下了持续一生的对尸体、骨骸和葬礼的深深恐惧。他曾经为总统，为歌剧女王，为诺贝尔奖得主和新生儿拍摄过肖像。对于在临终关怀医院中工作，他感觉到的不仅仅是敬畏。
我出生于1965年，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死人。对于初次接触我也心怀忐忑。我最早的对死者肖像的记忆来源于漫画或电视：也许是汉莎航空公司被劫持的那架飞机的死去的机长，或是被“红军组织”（RAF）RAF：RoteArmeeFraktion的缩写，为1967年至1998年存在于联邦德国及统一在的德国的恐怖组织，曾经制造过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译者注）谋杀的汉斯·马丁·施莱亚1977年9月5日，“红军组织”绑架了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的董事长汉斯·马丁·施莱亚，以此要挟政府释放在押的该组织成员。1977年10月19日，汉斯·马丁·施莱亚被恐怖分子枪杀。（译者注）被藏在汽车后备箱里的蜷缩的尸体。总之不是我认识的人。最近的记忆则是我在一张日报头版看到的一张照片，上面是在特拉维夫一次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一个公共汽车司机，倒在方向盘上。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