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失去理性似乎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左右一种疾病的发展——尽管最后的结局其实总是一样的。在我们访问的所有临终关怀医院里，没有一个人记得曾经有过哪一位客人奇迹般地康复了。但是人们在面对死亡时那种暴露出来的情感却会带来一些始料不及的转变和决心：一个无家可归者在临终关怀医院里戒掉了烟酒，他每天让人给他洗澡，刮胡子。当他重新找回他的尊严时，他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一个从男子养老院搬来临终关怀医院的病人，在11年后第一次又见到了自己的儿子。第二天他在平静的睡眠中离开了。但是这样的净化并不是总能如愿。一位女士等了几个星期，希望能见到与她反目多年，现在定居美国的女儿。女儿在赴德的飞机上时，她走了。
看着两个人无法相互交谈，是让人痛苦的一件事——尤其是当知道他们原本有些美好的想法想要说给彼此听。我还记得一个男人，他每天都会在自己病危的妻子的房间里坐上几个小时。虽然她已经几乎不能说话了，但是神志还很清醒——她也很清楚，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丈夫喋喋不休地讲着天气、汽车和女儿的假期计划。他只是不肯说出压在他心里的沉重的大石头。后来当他跟我说起这些时，他哭了：要失去自己的妻子，他害怕极了。他很想跟她道个别，为两人这么多年共同的生活感谢她，告诉她，他爱她。“是什么阻止您这样去做呢？”我问他。“如果我现在告诉她我爱她，她就会想，我已经放弃她了。那她就会明白，她快要死了。”难道她不是早已经知道自己要死了吗？“也许吧。”丈夫说。在她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后，有几次她曾经想要和他谈谈自己的死。那时候他反问她：“你怎么知道你要死了？我也一样可能比你先死。”他想以此来赶走她对死亡的恐惧。她走了，没有听见他最后的爱的告白。
陪伴这对夫妇的女医生说，谈论自己的死亡，意味着暴露自己。许多人对此心存恐惧。她曾经经历过很多绝望的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他们彼此假扮一切正常，直到最后一刻。沉默无语像一件沉重的外套，盖在将死人们的身上。留下来的人则要经年地拖着这一切走下去。家属往往希望病人能留下最后的遗言，像电影里演的一样。但是只有很少的病人在弥留之际还能说话。最后的意识清醒的时刻转瞬即逝，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常常没有明天。
在制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只有很少几次我们看到了在可怕的痛苦和惊吓中来临的生命的终点。死亡大多是毫无戏剧性地发生：病人先是明显地虚弱下去。呼吸变得微弱，血液不再能运送足够的氧气，器官一个个停止工作，意识往往渐渐变得混乱。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大多数人其实早已昏迷。当然，医生的医术也帮助这一过程尽可能波澜不惊地进行。医学科学将临终的人当做病人来看待还是不久前才开始的。而从那时开始，医生们已经能越来越好地减轻临终病人的生理痛苦。姑息镇痛类药物能够帮助无法治愈的病人减轻痛苦。特别是对付疼痛有很多种好办法。今天，如果使用得当，吗啡已经不会再让人丧失神志。至于其他症状，如恐惧、恶心和呼吸困难，也常常可以通过药物被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大部分病人很愿意接受这样的帮助。这也许也是因为病人可以自己自由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药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