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跨出临终关怀医院的电梯间第一步开始，有好几天的时间里我们都虔诚地压低了声音说话。我们踮着脚尖走路，脸色严肃，就像那些不时从我们身边经过、身着黑礼服、推着棺材的丧葬公司的职员一样。用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注意到，社会义工一边整理洗好的衣服一边唱着歌；有什么可笑的事情时，我们也是过了很久才能够一起跟着笑起来。我们认识的第一位客人——穆勒先生，就用他的笑话把我们弄得不知所措，而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后来，我们听到走廊里的人声犬吠，看到儿孙们拿着他们的长笛站在祖母的床前，甚至有人给我们讲到临终关怀医院里举行的婚礼。渐渐的，虽然带着些哀愁，但是我们明白了自己身处在一个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生活激情的地方。我们先入为主的那种“进到这里就意味着放弃一切希望”的感觉在这里并不存在。当然我们也遇到一些担心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或担心自己在痛苦中死去的病人；也遇到一些难以安慰的病人；也遇到一些不理会自己周围希望去帮助他们的那些人，仍然固执地沉沦在一己的孤独里的病人；也遇到被卷进对生命终点和其后的未知的恐惧里的病人。
而事实上，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临终关怀医院更该说是一个保护最强烈的希望的安全之所：希望多活一些时候，希望生活的质量高一些，希望死亡来得干脆而温柔一些，或是希望死亡不是一切的结束——这些愿望都是完全可能实现的，或者至少不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开始的时候，当有人跟我们说到什么没有可能实现的希望时，我们往往不知所措。一位女病人，洛斯韦塔·帕朔莱克，她在临终关怀医院是那样的充满生命活力，她甚至立誓说，如果她能活下来，她会继续陪伴其他将死的人。一位四十岁的女病人希望自己痊愈后能去一个西班牙集体农庄做园丁，在她临走前几天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她胸上那个巨大的溃烂的疔疮她自己从来没有看过一眼。瓦尔特·舍尔斯和我颤抖着坐在她的床前，听她讲她如何相信顺势疗法和自己精神的自我痊愈力量。我们甚至不敢提出陪伴她直至生命终点的请求。
在我们制作这本书的若干年中，我们一再地意识到，一个知道自己即将面对死亡的人，远远还不相信，死亡真的会发生。我们多次遇到这种分裂心态，以至于我们渐渐相信自己有一天可能也会抱持这种心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