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感受到了压力。他失眠了———这是不常有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更加孤立，到1924年底，他离开了共产党总部。同时，他再也不是可以信赖的连接国共两党的桥梁了。
1924年2月回到上海后，毛泽东在这一年中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1925年，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国民党的新刊物《政治周报》上，当时他被指定为这个刊物的编辑。
毛泽东虽然在上海，但没有参加1925年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气氛是倾向注重城市工作，同时还有对国民党的疑虑。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农民”一词在每次提到时都与“工人”一词用连字号连接起来，好像农民不能够独立存在。
会议结果对毛泽东来说是例行公事，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精疲力竭，陷入了困境。在自传中他掩饰了这种紧张，甚至连第四次代表大会都不提。他这样淡淡地对斯诺说：“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29］
毛泽东善于随机应变，这种技巧使他终生受益。如果说他能够受一时的感情驱使而冲动起来的话，他同样也知道如何退却。该撤退的时候，他会退回到那有根的地方。
与一些同事不同，毛泽东保留着自己的生活领地。韶山的农田是属于他的，他没有放弃也没有出售。往事并非不堪回首。
父亲留下的田产所得能派上很多用场。如果他想脱党转向别的人生道路，他不愁缺资金。他也有钱请农民吃饭，并借机与之攀谈。［30］
在长沙时，毛泽东常回韶山小住。1925年早春，他在老家待了较长时间。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他脱离了通商口岸，脱离了文件和委员会，脱离了办公室中的斗争。
毛泽东在乡村召开政治会议，把一部分田产收入用作共产主义事业。在韶山老乡的眼里，毛泽东倒是子承父业。他是个地主，即使是红色地主。他旧为新用。
毛泽东把血缘关系携入政治纽带之中，他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投身于革命。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成员中是不常见的。
27岁的毛泽民，在完成了安源的工作后，即将出任在上海的中共出版社发行部经理。19岁的毛泽覃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直在长沙忙于长兄曾从事过的学生运动。继妹毛泽建在湖南的岳北从事组织工作。杨开慧自1922年起就是中共党员，她在长沙和岳北从事教育和组织工作。她曾一度到上海工作过，但与毛泽东不在一起。
现在，毛泽东、杨开慧的婚姻关系不再像1921年和1922年那样亲密了。“知误会前番书语”，1923年年底，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诗中有这么一句。［31］
除家庭成员外，毛泽东还动员了他的很多亲属。在有关毛泽东回韶山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到很多“毛”姓的族人。毛泽东发动了毛福轩、毛新枚、毛远尧、毛月秋和其他许多人。家族关系给毛泽东带来了方便。
1925年春节，毛泽东合家团圆。杨开慧和两个儿子都在，毛泽民也回了家，可能还有毛泽建。家族关系和事业上的志同道合一定给了他们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