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迹象表明，湖南代表问题似乎成了会议的关注点。会议认定毛泽东的伙伴何叔衡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资格充当代表。毛泽东不愿伤害湖南老乡的自尊心，于是找个借口让何返回长沙，说长沙有紧急的事情需要何去亲自处理。*
* 作者的这段资料来源于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事实上，何叔衡作为“一大”代表始终参加了会议。包惠僧说：“记得开会时，何叔衡与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我的对面。”———译注
建党初期的毛泽东。
会议的气氛低沉，代表们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亲历一重大历史事件。炎热的气候使人疲惫不堪。一些代表感到头昏脑涨，而更多的人则有意见冲突。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是这次散漫的会议上的活跃人物（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对这次会议谈得惊人的少）。
能否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虎头蛇尾？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李大钊教授（当时仍在北京）和陈独秀教授（当时在广州）都没有出席。
无论如何，这些代表不是经过考验、有共同信念的团体。其中一位代表不是住在女校而是住在豪华的东方大酒店，并且花很多时间和精力陪他漂亮的妻子逛商店购物。
这13名代表也无法完全自主。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以及缺席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决定的。
在客厅桌子旁的代表们所发表的看法与毛泽东的想法并不十分吻合，这尤其使毛泽东不悦。
两条路线正在形成。占统治地位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且得到了富有才能的张国焘（他的故乡就在韶山的另一边）的支持：组织城市工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不与孙中山那遍布全国的国民党发生联系。
不赞成该路线的是渐进派。他们认为需要一个民众教育时期，中国的城市工人数量太少，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事业，可以和孙中山合作。
毛泽东当时究竟是怎样想的？谁充当组织领导者？采取温和的方法还是激烈的方法？毛泽东对这两派并非一无所知。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坚定支持任何一方呢？
原因很简单，他当时心态复杂，漫无头绪。俄国模式是他新的热情所在，但由于他以前存在的信念根深蒂固，这种热情又很不稳固。在长沙反击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他更加信仰俄式的社会主义，并满腔热情地加紧建立政党。但到了上海，他新近形成的信条似乎有些动摇。
湖南的同志———全国57名共产主义者中长沙有16人———理解莫斯科的精神吗？这种新的观点在韶山行得通吗？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完全理解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一天，会场发现有可疑的来访者。法租界侦探已在侦查这次会议。代表们决定转移到上海南边不远的风景胜地去，于是会议在南湖的一只租来的游船上继续举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