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那年冬天的毛泽东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在他心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无政府主义。他读克鲁泡特金多于读马克思，他对这位热情的俄国人比对那位严谨的德国人了解更多。
像任何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毛泽东知道他反对什么而不大知道为何反对。同时，他还没有掌握反对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从个人境遇说，无政府主义对那年冬天生活无着的毛泽东也颇为合适。
1919年春，北京爆发了学生示威———后被称为五四运动———这一运动把《新青年》的主旨思想推向了高潮。但是毛泽东置身于外。他这时心情抑郁，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当北京的学生热心于国家存亡时，他漠然处之，独自离开了北京，去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反帝爱国运动。这是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
就在北京的学生砸烂孔家店时，他去山东拜谒了孔墓。
他回忆说：“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8］他攀登了东岳泰山，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然后他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
在北京的激进分子宣称要抛弃中国一切古老的东西的时候，毛泽东却沉溺于古老的泉源之中。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运动———改变传统、抵制日本对中国的蚕食。而此刻毛泽东却置身于中国的山川名胜。
在儒家圣地逗留之后，毛泽东乘火车来到徐州（他曾路遇一同窗好友，并借钱买了火车票）。在徐州，他流连于因《三国演义》而出名的地方。到南京后，他环绕着古老的城墙漫步。他唯一的一双鞋被人偷去，只得再次借钱买票到上海。
旅行本身似乎超越了去上海的目的。毛泽东说去上海是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他肯定去了上海码头。然而他从北京出发时并没有和任何人结伴同行，他独自置身于古迹名胜之间，觅古寻踪，历时数周。
不管怎样，有一点很清楚，毛泽东在北京待了半年之后就不愿再待下去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200万人）已成为西方的门户，商业贸易是其血脉。毛泽东不喜欢待在上海，因为这里没有古迹、胜景和名山吸引他。
他去拜见通过《新青年》结识的他的第二个楷模陈独秀教授，这位研究文学的学者在1917年迫于军阀的压力从北京搬到了上海。这次会面为日后的进一步接触播下了种子，尽管这个第一次会面还没有到火候。
毛泽东在上海漫步街头，阅读报纸，拜访湖南友人。
他浩渺的心思回到了在长沙的事务上。有一桩好事来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拨给他一笔钱，使他得以回湖南。1919年4月，毛泽东打起行囊，步行兼乘车船回到了长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