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篇文章使他们都考进了这所学校。［26］家里同意了毛泽东的选择并给他寄来了钱，听凭兴趣、率意而为的时代已经结束。在23年后毛泽东回想起当年这段漂泊无定的生活，不禁有些好笑，他说：“从此抵制了所有吹嘘未来前途的广告的引诱。” ［27］
政局变得更糟，袁世凯丧心病狂，企图恢复君主制，并要登基当皇帝。在这个银样镴枪头的新复古派和孙中山领导的立场动摇而又松散的激进派联盟间互相角力造成的紧张气氛中，军阀们悄悄登场了。在长沙，一名军阀谋杀了两位在1911年起义次日上台的激进派领袖。到1917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政府：一个是北京的军阀政府，一个是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
日本在蚕食中国，但是没有人出来组织全国性的反抗。军阀乱于国内，列强迫于门外，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痛苦———湖南的生猪产量十年内下降了一半———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出现了悲观绝望的想法。
中国虽已脱去旧的外壳，但是还没有获得新生。
这一切现象对毛泽东来说不是坏事。他还是需要冷眼旁观思索，而不是要去做些什么。这是接受良好教育的大好机会，他抓住了这个机会。一段早年的课堂笔记道出了他学习的乐趣：“有了什么念头就随时记下来，头脑里有什么想法就高兴地表达出来，有助于保持平衡。”
毛泽东当时读过的部分西方名著。
毛泽东和其他400名身穿蓝色毛纺制服的学生一道入了学。学校两层楼的圆柱、拱顶和庭院完全仿照英国殖民地建筑的风格（其实是日本式的建筑翻版）。
和中国的一切高等学府一样，第一师范也是一所新学校，但它的设备和条件都不错，而且优秀的教员们继承了湖南的学术传统。
第一师范的外墙上写着校训：“实事求是”，所谓的“事”和这里的建筑一样是中西兼顾的。毛泽东上午读中国历史，午休时间看德国哲学。
毛泽东仍然精瘦，更显出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的发式、手掌和鞋子都表明他是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一件灰色长袍取代了肥大的粗布衫。他的言谈举止还是慢条斯理，他不是那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指手画脚的学生，在聚会时更是很少说话。
通过许多课程的学习，毛泽东选择了自己的路。他阅读了亚里士多德、霍布斯、边沁、柏拉图、康德、尼采和歌德的部分著作。他在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中遇到了一个观点，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解释的：“一则美国的格言说‘吾国说对即对，吾国说错即错’。”他有着广泛的好奇心并对折中主义有很高的兴致。他在给萧瑜的一封信中说：“耶稣被断章取义了，这样做的人未必有罪，即便真的有罪于一个睿智的人来说也不足挂齿。”［2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