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3日，越南人民领袖胡志明逝世。当晚，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抵河内吊唁，第二天同越南党政领导人会谈后返国。9月9日，胡志明的葬礼在河内举行。李先念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去参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率政府代表团去越南首都，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他想在河内同李先念接触，葬礼结束时，主动与同站前排的李先念握手，李未予置理。下午，越南外交部长受柯西金的委托，向李先念表示想在返国途中路经北京，与周恩来会谈两国间的紧张局势。李要中国驻越大使速报国内请示。一直没有收到国内指示，李决定去机场准备回国。将要登机之际，中国使馆参赞飞驰而来，气喘吁吁地报告说国内同意柯西金去北京会谈。李先念当即告诉了给他送行的越南总理范文同。范说柯西金一个小时前已起飞返国。柯西金乘专机经印度飞回国内途中，当专机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别短暂停留时，收到越南方面转来的消息，说中国方面肯定答复，同意他去北京谈判。据当时随行人员中的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库里克后来回忆，他们正在宾馆围着桌子喝啤酒，柯西金突然进来宣布：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一个小时飞机起飞了，随行人员都很奇怪，这是往哪儿飞呀?说是到伊尔库次克。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到伊尔库次克?这时，柯西金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叫去，告诉他要去北京跟周恩来会谈，让他们准备一下谈判需要的材料。
9月11日上午10时30分，柯西金乘坐的伊尔62专机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其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党政要员。周恩来、李先念、乔冠华等前往迎接。之后，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的贵宾室，进行了为扭转中苏紧张关系的长达三小时又四十分钟的谈判。对中国来说，在苏联重兵压境，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一方面被迫加强战备，另一方面仍然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在谈判中，周恩来建议同柯西金达成谅解，即认为中苏之间应该继续进行边界谈判，而边界谈判必须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为此双方应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项内容的协定。柯西金当即表示：“您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并说，“周恩来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正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据参加谈判的库里克后来说，周恩来对谈判做了全面而充分的准备，而苏方则是准备了什么说什么。谈完以后，柯西金指着库里克和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对周恩来说：“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的问题可以在5分钟之内得到解决。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里，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周恩来始终装作没有听见。
高瞻远瞩的周恩来知道，柯西金在谈判中没有充分准备而同意达成的谅解，回到莫斯科之后是会变卦的。果然，中苏边界谈判在10月20日恢复以后，苏方反对讨论签订“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后来虽不得不同意讨论，却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因而，边界谈判又时断时续地、长期无效地拖下去。
不过，中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军事对抗形势，却因两国总理的会见与谈判，而暂时有所缓解。
等待蒙古“气候”转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