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蒙关系恶化再恶化
9月中旬，国内发来毛主席的“九九指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
蒙古报纸对北京发生的事情，起初是客观报道，后来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字里行间有一股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的情绪。
“文革”浪潮汹涌而来
1966年来临。冷淡的中蒙关系，虽然还没有达到零度，但也已是“二九”天气。使馆的外交活动还能照常进行，不过受到的限制和冷遇也逐渐多起来。开年之初，蒙古外交部就照会各国驻蒙使团，离开乌兰巴托二十公里以上的外出，必须事前提出申请。这种限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使馆是不会起作用的，实际上，主要是针对中国大使馆。其目的既有政治性的一面，也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为苏军入蒙而开始修筑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尽量不让中国人看到。
中国援蒙建筑公司继续履行双方的协议，他们的职工在国内欢度春节后，陆续返回蒙古。随着天气日渐转暖，建筑工地上又开始沸腾起来。而在友谊街东头的高地上，出现了苏联建筑兵在盖高层楼房。他们盖楼给谁住呢?不久传出苏联要增加在蒙“专家”的消息。驻蒙公司宗哈拉工地来乌兰巴托的职工说，在北面色楞格省的达尔汗，有更多的苏联建筑兵在盖大片楼房。看来，蒙古已决心让苏联建筑部队取代中国在蒙的建筑工人了。
1966年5月，按说已进入春季，但在蒙古街头仍是枯树枝桠，使馆院内也还是大片枯草，早晚寒气依然袭人。5月底，外交信使来后(他们每月两次来馆)，张灿明大使马上召集全馆人员大会，传达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大使态度严肃，表情有点沉重，显然事前他看过这个通知。他用浓重的四川腔，把这个《五一六通知》读了两遍。散会后，回到文化处，我们几个人议论起来。通知说彻底揭露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同时“必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大家觉得事情来得突然又相当严重。小毛说《通知》没提外交界，老姜说都可以算在政府里。我回忆起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看姚文元文章时那种下意识的敏感，事情果然临头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