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得了个新差使，负责为“革命群众”买菜。说是买菜，麻烦透了，门口又没有菜市场，必须跑出五十里，进大洼县城采购东西。一条麻袋一捆绳，当天必须打来回，全凭走啊！往返一百里，脚板儿起泡都没人知道。趟着露水出门，还得顶着星星回来，整个人都软成一根面条儿了。
路上，就一处打尖的镇店——五叉沟。
那家独一无二的小杂食铺里，都是些乡下出售的便宜货。吃的，有炉果；喝的，有汽水和瓶装啤酒。那时候，能叫半斤炉果、一瓶啤酒已经算相当奢侈了。单田芳可舍不得，同行的人有吃有喝，有说有笑，他就远远地躲开，找个没人的地儿抽烟。不渴吗，不饿吗？当然不是——嗓子冒烟儿、肠子乱叫，看别人吃得上劲儿，自己偷着咽口水呀。如果花掉兜儿里仅有的几块钱，家里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每月三十块，他只能留下十二元。这俩小钱儿，能潦潦草草地哄饱肚皮就相当不错了，哪里还买得起炉果和啤酒啊？
按理说，二十几岁就成名的单田芳早就该攒下家底了，可是，他手头儿太松，拿钞票当白纸，花起来横冲直撞，毫不顾惜。当初，家里条件优越，生活很讲究，常年雇佣保姆，还格外养活着六七口闲人。单田芳爱热闹，动不动就请客摆席，或者下馆子吃饭，似乎兜里总有花不完的钱。王全桂喜欢养花种草，买！用小拉车一趟一趟往家运。像这样没有算计地过日子，挣多少钱也攒不下。想到这儿，单田芳就恨自己，干吗那么铺排、张扬？如今混到了忍饥挨饿的地步——活该，这是上天的报应！
2005年，单田芳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采访的时候依然抱着这样的态度。他说：“我成名太早了，从来也没有缺过钱，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穿什么，真享福啊。做梦也想不到会下放到农村，又积肥又沤麻，冬天，铁锹凿在坚硬的大粪块上，迸火星子；夏天，水里的‘马蹄子’爬满在身上密密麻麻，一抖搂开，皮肤上到处都是血。对照以前丰衣足食的日子，现在活受罪，简直就是报应。”
苦难中的单田芳痛苦地检点自己，他感谢生活给予了自己这个观照人生的好机会。这与“文革”时代的巴金有相似之处，巴老也曾经在运动之初激动过，甚至曾真的以为自己罪孽深重，并愿意在群众面前积极改造、立功赎罪。中国知识分子的虔诚与单纯可见一斑。
就在单田芳饥肠辘辘的时候，同行的老马头儿伸出了仗义的援手，他凑过来关切地问：“老单，怎么不垫巴两口？不饿？该不是——没钱了吧？”
单田芳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老马一口一个“不应该”，随后扯着他埋怨道：“早说啊！干嘛勒着裤腰带。来，我借你十块。”单田芳摆手谢绝：“不，不，不……我，没钱。就是借了，也还不起您。”老马一拍大腿，豪爽地说：“你这人，怎么娘们儿似的？这些东西，你先用着。有就还，没有算拉倒。我比你宽绰，起码不为这十块八块作瘪子。”话到钱到，老马硬塞给了单田芳十元钞票、十斤粮票。攥着老马慷慨的馈赠，单田芳的心打了几十个滚儿： 落难之中，别人给针鼻儿大的好处都是雪中送炭啊！那个年月，政治划线，像老马这样不嫌弃对方埋汰、真心实意地拉一把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
